污师随想

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

Wed, 26 Aug 2026 00:00:00 GMT

斯堪的纳维亚…斯堪的纳维亚…斯堪的纳维亚…如今的北欧对我而言就像一句咒语，只需在心底默念3遍，我的心就会皱缩成一团，疼得直抽抽，头晕脑涨，呼吸困难，整个人陷入懵逼呆滞之中。我顶着莫大的苦楚，双手颤抖着敲完这篇文章。

我是my little airport的粉丝，北欧作为装逼文青的精神故乡，临死前总要去一次的应许之地，自然也是我心中的圣地。

去北欧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呢…在1893年，我又一次开始了异地恋，一个北京，一个深圳，经常一两个月见一次面，我便想着抓住一切机会尽量利用假期时间出去玩一下，增进增进感情，我甚至用notion做旅行计划清单。

1894年是她的30岁生日年，我便和她商议，30岁的生日不如去北欧过，我甚至暗自计划去法罗群岛为她补办一场婚礼。可惜临行前才知道，法罗群岛需要单独申请签证，之前办理的申根签证没有覆盖，但是补办已经来不及了（这或许也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就将计划改成了如下行程：

Day1 9月14号瑞典·斯德哥尔摩

9月14号，我人生中第一次登陆了北欧，抵达了众多文青の梦想王国，当时我非常开心，推着行李箱还穿着美团外卖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在斯德哥尔摩机场。我们当晚住在了瑞典国家图书馆旁边的Kung Carl酒店。酒店一层是餐厅，侧面小门旁有一个住宿柜台，办理完入住，我们坐着一架古老的电梯上楼进入了预订的房间。

安顿好躺下后，我便开始像往常一样急不可耐地缠着她要亲热，她表现得十分不情愿，非常抗拒肢体接触，靠着枕头坐在床上沉默不语。我侧躺在她旁边，问她为何如此反常，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抠着手指头说：

“不知为何，我现在接受不了和你有身体接触了，甚至连与你共处同一个房间都感到不自在。”

我听完沉默了，思索片刻，试探性问她：

”所以，你是想分手吗？”

她开始抽泣，边哭边说：“嗯…”

哦！我8年半的美好爱情，猫肥家润的幻象，还未举办的正式婚礼、未领的结婚证以及幸福美好的未来，在此刻，在我人生中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不爱我。

我知道自己从未走进过她的内心，早有预感会有这么一天，也一直都做好了她随时离开的心理准备，但我实在是没有想过会是在这种时刻。

趁着理智还在线，我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挑今天？我们刚来北欧，你跟我分手，那我们还玩吗，那…我走？”

按理说这么严肃的事情，本不应该放表情包，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哈哈哈哈哈哈tmd给我自己整笑了…

她说：“本来是准备过完生日再说的，但是刚才你碰我，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忍受了。”

“我只是不想你碰我，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旅游啊…”

我又沉默了一阵“嗯…我会履行诺言，之前我说过，任何情况下，只要你提分手，我都会直接答应，我同意分手。”

然后我俩各自把手机插上充电线，关灯睡觉，跟过去往常一样，她睡右边，我睡左边。她的充电转换器还是她一个商务同事送她的，据说得知她喜欢出国旅游在什么supersell买的（还蛮好用）。

虽然关了灯，但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实在是睡不着，但是又不好意思找她聊天。我就这样紧闭着眼，大脑疯狂运转，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但就是很累。

于是我翻个了身，手很自然的搭在她身上，然后又猛地缩了回来，我惊恐地意识到：

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能搂着她睡觉了。

一瞬间悲从中来，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那是我一辈子未曾发出过的如此悠长的哭声，在我参加的任何一场葬礼上我都没有听到过，应该比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还要悠长；比我那个没出息的全职考研第二年的老同学查成绩发现还是没考上时爆发出的哭声还要悠长。我一定是那天全斯德哥尔摩最伤心的亚洲男人，我甚至有点理解什么是所谓的“长歌当哭”——不带喘气的一哭到底（听起来很需要气息控制技巧）。

而且那个时刻是凌晨两三点，我又不敢完全地放声大哭，我大张着嘴巴嚎哭却不敢发出很大的声响，许久才换一口气。

可能由于局面过于诡异，她也坐起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这让我感到很羞愧，我急忙站起来，仰头哭着冲进了洗手间，拨动旧式的电灯开关，关上洗手间的门，我开始跪在地上扯着嗓子纵情大哭了起来，直哭得自己头晕目眩，天旋地转。

哭了有大概十分钟，我累了，心抽抽得不行，也有点怕老式建筑不隔音大半夜的被人投诉，就擦了擦眼泪，打开了洗手间门走进房间。

看到她还坐在床上，茫然地望向我。我又开始哭，整个人瘫到了地毯上，双手抱头痛哭，她终于起床走了过来，帮我接了一杯水，说：别哭了，喝口水吧。

我没接，但是我哭得实在是累了，就擦了擦眼泪，回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的行程是去见她的闺蜜，因为之前她约好了跟她闺蜜及闺蜜的瑞典男友一起吃饭。

Day2 9月15号瑞典·斯德哥尔摩

第二天起床后，我在阳台等她化妆，斯德哥尔摩今天的天气不错，顺手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我们在一楼吃过早饭出门溜达，虽然她不再爱我，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分手，她给了我3个她已经无法忍受我的理由：

我生活习惯不好，晚上睡觉前经常不刷牙，只有想做爱了才会刷。（这会导致她一看我刷牙就知道我tm又想做爱了，就会感觉很烦躁…😓）

我跟她在一起走路的时候经常走神儿。她时常感觉我人在身边，但是魂已经不知道去哪了，有时候她说话我都听不到，完全不在意她。

我陪她逛街时总是自己乱跑。有时候她去店里转悠，我不想进去，就在门口等她，几分钟就溜达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导致她经常在陌生地方逛街找不到我，很没有安全感。

听完我沉默不语，虽然当时我们已经异地了1年多了，这期间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但是她说的好像很客观，我确实是这样，不算什么大的缺点，但如果在意这些细节，好感度确实会持续扣减。

然后我一直和她理论，这些我或许都可以改？

她说已经不相信我了，在我的持续纠缠追问下，她也吐槽了我很多，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过了太久记不太清，大概意思应该是和我在一起没法沟通，没话聊，而且回想起过去有很可怕的经历，比如：

1、我有一年低潮期，状态很差，窝在家里等一个关键的offer，压力大到爆炸，可能我也比较擅长制造压抑气氛，比如躺在客厅沙发上不开灯，黄昏傍晚下班她回到家，感觉家里的压抑气氛已经可以滴出水来了，她说想起来都汗毛直立，从那以后她很害怕我失业状态差，每每想起来都不敢回家。

2、我有次应酬喝醉，半夜1点多才回家，踉踉跄跄走到小区花池上就断片儿了，保安看监控以为我死了，过来检查，然后把我扶起来，问我家在哪，然后把我架进了家门，我进家直奔卫生间，趴在马桶上2个多小时醒酒。当时她在卧室床上一直睡不着，吓得浑身僵硬，PTSD都犯了，过了许久才鼓起勇气走进卫生间踢了我一脚，问我还活着吗。这个事情也比较恶劣，我十分愧疚，因为她老爸就是这样醉酒在洗手间摔倒意外去世的，她说那天晚上她在床上直发抖，完全没有勇气打开卫生间的门。

3、订婚后有次回我山东老家，她从深圳飞到北京，那时候到我老家的高铁还没有修好，回老家很不方便，只能拼车回山东，然后我想排队买点什么浣溪村糕点给家人，她觉得我这个行为十分傻逼十分low炮十分没有诚意还不如空手回家，然后态度变得特别差，我就很生气说每次回老家你好像都不怎么高兴，你要是不想去就算了，在酒店摔门下楼，围着酒店转了好几圈平复情绪，随后又上来收拾东西跟她说车到了。整整6个小时坐一路车一句话都没跟她说，她说我居然坐在她身边连续6个小时不搭理她，简直冷暴力高手，想起来就觉得恐怖。

好像就这三次她印象特别深的负面事件，再讲也讲不出来其他的，8年半感情啊，如果只有这3次负面印象，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好男友诶，因为其他的幸福回忆明明都数不胜数啊，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逗得她哈哈大笑的啊…怎会如此…

哦哦，如果再仔细想想的话，还有额外2件负面印象事件，幸亏我还记得：

1、应该是1891年的儿童节，我下楼接她下班，顺便买了根雪糕，边吃边等，看到她下车我很开心迎接她，说等她好久了，但是她说等个屁，看我分明是下来买雪糕不是专门等她的，而且只买了自己的，没有给她买…心里根本没有她…吧啦吧啦…气得我直翻白眼，然后说我现在就再去给你买一根。然后她说现补有什么用，我不要了。气得我直接把雪糕扔到垃圾桶上，说你真的好烦人！哦哦，我记得有发朋友圈记录：

2、另外一个就是1894年6月11号，她闺蜜失恋了，跟一个山东男孩回家见了家长，然后不知道哪里不满意，就分手了，闺蜜跟她哭诉爱情多么的梦幻泡影，然后她也在与我的对话里愤世嫉俗不相信爱情，当时我在北京，她在深圳，我们晚上一般都会互道晚安才睡，凌晨快一点钟的时候，我打开她的共享定位，还才到小区门口，我发微信也不回我，打电话也不接，我特别担心她手机没电关机，下车没有办法付钱，就一个劲地打电话、微信问她有没有出什么事，过了半个小时，她才回了一个“？”，说早就到家了，刚才在洗澡和喂猫，我一下子就炸了，说我这么关心你，打几十个电话，你都不知道给我报个平安…然后她就开始说我讲话难听，两个人就吵了起来，这八九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与她无法沟通，甚至提了如果两个人不能互相理解，在一起有什么意义这种话。当然，第二天我又收拾情绪，说要和她好好聊一聊，过了一个月，我们在京都见面，又聊起这个事情，她好像仍然不忿，这个结貌似一直没有解开。

看，如此敏感的小女孩，在八九年的相处中，记忆中只有三次“丢雪糕”级别的冲突，其实我自我感觉自己的脾气算温柔过猫咪的…

1894年7月份，在京都我们又见面，我当面又与她聊起这次吵架，但是好像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分歧的余波一直在持续激荡（只是当时我以为这是异地恋的问题，只要我们同居，一切都会过去，我天真的以为：真爱抵万难）。

如果要再再努力回想的话，还有两件事她没有讲，但是我认为她可能内心深处对我不太满意：

1、1890年5月，当时我们也是在异地恋，那时候我刚去深圳，她还留在北京多待了接近1年，期间我们约着去上海游玩，她还约了整容医院去拔牙为颌面手术做准备。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民宿内，在她拔牙的前一天，我突然掏出一个钻戒（1克拉）对她求婚，这让她不知所措。她犹豫了很久才接受。后面我还偷瞄到她跟闺蜜的吐槽，闺蜜还劝她说“算了算了，至少推着你往前走了一步”。

2、1893年2月，我们刚办完订婚仪式第二天，我爸妈刚坐飞机回到老家（因为我奶奶病危还在医院，他俩是请了护工帮忙照料才来女方老家走订婚流程），我爸妈很希望在我奶奶临终前举办我俩的结婚仪式。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准备好结婚，但是我也有点同意这个想法，就跟她讲了，说马上举办一场婚礼吧，她特别不高兴，感觉自己被绑架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我妥协说：

“这次只举办中式婚礼，不穿婚纱，也不逼迫你领证，就为了在当下我奶奶临终前走个过场。我这辈子再不会催你办正式婚礼、领结婚证，你想补就补，不想补我也奉陪到底，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好。”

她答应了，随我一起回了老家走了婚礼过场，但是她妈妈都没去，因为路途遥远，加之她爸爸已经去世，她妈妈不愿意一个人参加这样的场合。这件事可能也伤害了我俩的感情。

除此之外，我实在是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分手理由了。

中午我们和她闺蜜碰面了，其实我有点尴尬，因为我第一次见她，而且不确定她闺蜜是否知道我俩已经分手，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她闺蜜的男友是个瑞典的光头大胡子，喜欢玩欧陆风云4（仿佛所有的欧洲gamer都会沉迷这个游戏），我用蹩脚的英文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听着她闺蜜吐槽北欧的天气、北欧的工作、北欧房价和人，讲她带大光头男友回江西的事，讲她以后会和大光头结婚，在斯德哥尔摩买房生娃，靠织毛衣和抗抑郁药度过漫长又暗无天日的冬季。

因为过几天她就生日了，但是不会在瑞典停留，闺蜜提前送了她一顶可爱的棉帽做生日礼物，然后闺蜜和光头就都去工作了。

我俩在斯德哥尔摩逛了一天，去诺贝尔纪念馆，去各种地方，我骑电滑板车带着她穿梭在古老的街道上，空气里都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味道。

那天晚上，我们又约了闺蜜夫妇二人，一起去吃晚饭，然后还顺便看了一个演出，是一个名字叫“The Strider”的金属乐队，吉他手令人印象深刻。

翻相册发现自己记错了时间，第一天晚上就跟闺蜜见面了…哈哈

Day3 9月16号瑞典·斯德哥尔摩

我们仍然在斯德哥尔摩闲逛，我一个超级大P人，INFP，旅行一直都是走哪算哪，主打随缘，从不做详细的计划，MBTI流行的时候，她仗着自己是INFJ，日常抨击我P得离谱（虽然她也没有什么计划性，反正就是抨击我）。

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逛街，居然还遇到了大光头也在买东西，让我忍不住感叹这个城市好小，如果是在北京，如从三里屯各自散伙到西二旗和亦庄，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面。

我仍然没太能接受我们已经分手了的现实，或者说，我还抱有侥幸心理，心想八九年的感情，不可能如此脆弱吧，难道就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吗，我骑着电滑板车揽着她，想要亲亲她的脸蛋儿都不让亲了，她推开我的脸说“哥哥不能这样对妹妹哦”——虽然2天前还是我的未婚妻，但是已经分手了，我为了挽回感情以及实在是舍不得她，说能不能做她的哥哥（我居然连这种蠢话也讲了）。

其实分手或许早有痕迹，在1891年她刚从北京来深圳的时候，当时她就一直和我哭诉，她在深圳没有朋友，感觉很孤独，即使躺在我的身边，她仍然会讲这样的话，只是当时我没当回事——我都已经躺在她身边了还能怎么样呢？就搂着她不说话，但是没有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后来她多次跟我提到她感到孤独。

她还会说感觉我们像《花束般的恋爱》中的一对，感觉感情在变淡，我也没有当回事，我觉得我对她的爱明明是与日俱增，再说哪有开了8年不败的永生花朵哦，而且我们不是都订婚见家长了吗，她妈妈明明也很喜欢我呀，一切不都变得越来越亲密吗…

偶尔她会跟我分享最近看的日本电影，比如《蛇舌》，我还调侃说她长得像里面的女主，吉高由里子，她也会高兴地把昵称改成XX由里子。再后来，她给我分享的电影越来越压抑，从《火口的两人》到《腐花之语》，还说我可能会更喜欢《火口的两人》，其实我看了《腐花之语》，男主的境遇和状态跟我好像，可能她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讲，但是我能感受到她在感情中逐渐溺毙，我当时只觉得这些都是异地恋的副作用，只要我回到她的身边，一切都会恢复如常，而且那时我工作项目一团乱麻，自己宛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说实话已经无力做些什么了。

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斯堪的纳维亚style，但是你在那里就是能感觉到。

Day4 9月17号挪威·斯沃尔韦尔

今天的日程是离开瑞典去挪威，早上起床看着这个令我心碎的房间，突然发现沙发上的宠物狗玩偶配色和我的衣服很搭，于是让她帮我拍了张照作为留念。

在斯德哥尔摩机场，我们居然遇到一个右派记者，他听到我们在讲中文，直接走过来说：中国人！我去过中国！我很喜欢中国！然后直接从口袋钱包里掏出一张合影，居然是在东北大庆和一个工人的合照，莫非他是一个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很是健谈，他说自己是挪威人，他很反对挪威与伊朗和中国的断交，认为伊朗和中国都是古老的大国，而挪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挪威政府实在是昏庸无能，在大国外交中被利用得像个清纯的傻逼。他甚至劝我们不要来挪威旅游，说在电视上看看就够了，然后俏皮地眨了眨眼，随后说既然来了，那就要像蝴蝶飞过花园一样去感受挪威（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然后还让我们去听一个钢琴家的作品，匆匆写下钢琴家的名字，然后就去登机了。

居然真的被我查到…

我们在奥斯陆转机飞往博德，原本计划坐船去罗弗敦，后来发现有点太慢了，于是改了行程，搭乘小飞机去斯沃尔韦尔。在博德机场，由于我像失了魂一样到处闲逛，居然把机票丢了，临近登机，我满脸焦虑地去问检票员怎么办，他带着北欧人常有的宽容与友善，说没关系，没票也可以上，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心里想：啊，早知道这样我可以直接登上法罗岛不需要签证也说不定哦，我还是太老实了。

博德到斯沃尔韦尔的小飞机，居然有点像我在贵州搭乘的那种超小飞机…

我提前租了车，但是车在莱克内斯机场店，在斯沃尔韦尔机场只能打车去酒店，我偷偷看别人在用什么软件打车，然后下载好，发订单后发现北极圈的人力资源好紧张，感觉全斯沃尔韦尔只有5个出租车司机，等车至少等了1个小时才有人接单，司机是一个小姐姐，我们到了酒店把东西放下后，要去莱克内斯取车（还是只能打车去），继续叫车，又是1个小时后，小姐姐又出现了，我上车看到熟人本想说又见面了好巧哦，结果脱口而出一句“nice to meet you,too”，小姐姐嘎嘎大笑，然后说跨城有返程费，我说没问题，你出发吧…嗯，大概也就70km的路程，花了2000块人民币吧，好像还没含返程费，真的是超级吐血…

传下去，在北欧开出租车超级赚钱

到了租车店，店员核对了国际驾照后，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斯沃尔韦尔，他一耸肩，说那边也归他管，为啥不给他电话让他把车调过去，我听完差点背过气去，说：你不早说！你知道我打车来花了2000吗！！！他翻了翻白眼，然后我就开车回酒店了。

回到斯沃尔韦尔，我才真正意识到：今天是她的30岁生日，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呢。

我们从1886年3月到1894年9月，已经在一起整整八年半了，我眼看着她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出落成一个知性大美女，她身边的追求者也一步步从送假耳机的臭屌丝到定期送花的死直男，再到年薪百万甚至千万的大厂中层，她从一个没长开的小透明一步一步变美到担当大厂虚拟人的原型人物，每天都去摄影棚拍摄素材训练AI，她已经美到了会被男人跟踪在家门口快递上放小纸条求认识的地步；美到了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会被星探拦住问要不要上恋综的那种程度。她也精致到了要买脚膜贴到脚底板用来让脚部皮肤变得滑嫩的地步，她越来越漂亮，年薪越来越高，我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我越来越支棱不起来——这些年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大，旅行越来越频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需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支撑。而我在传统行业内频繁换城市，换工作，自己攒局搞项目也搞不成，来回折腾几年基本上没有底子，甚至连陪她来北欧都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所以她对我提分手，我反倒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也算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解脱了。

我开车带着她去了斯沃尔韦尔的一个商场，我们采购了一点食品，她提醒我，今天是她的生日，指了指货架上的一个小蛋糕，我拿起来放进购物车，心里满是愧疚，但是我实在是没有钱买得起能入她眼的礼物了，能买的东西好像都已经买过了，化妆品她自己买的一套一套又一套，我买了她也是嫌弃，我们都订婚了，真正应该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我应该掏出一个120平的深圳南山区的房产证，或者一个宾利车钥匙，但是我没有这个实力，我就这么满心愧疚地走到收银台结账，刷卡机出了问题，老是刷不到我的信用卡，我们就这样窘迫地站在那里等，耽误了接近半个小时才开车回酒店，感觉她的怨气又提升了。

回酒店后她也没有吃那个小蛋糕，我还怕被空调吹融化，把它放在了阳台上。那天晚上她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估计在回别人给她的祝福消息，感觉她也很怨恨我，甚至不想正眼瞧我，30岁的生日，被我拽到北极圈来，连个蛋糕都没有。我真的十分愧疚又窘迫，但在我心里，在我当时的境遇中，我陪她来北欧已经用尽全身力气了，当时我正陷入部门调整和项目泥潭中无法自拔，心思和财力都已经空了。

这个已经歪了的抹茶蛋糕，就是我为她庆祝30岁生日的全部安排，还是在她提醒下才买的。

说来也巧，我这次来北欧玩还没有正式请假，本来想到瑞典就跟公司人力资源说一声，结果哭的太凶，过于伤心，完全把这茬忘了。公司人力突然查岗，问我在哪，我回复说我到北极圈了，人力一脸的疯狂震惊，然后问我是不是不想干了。我说我正在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我都不想活了，你想开就开了我吧，什么条件我都不要，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想回到深圳去抢救一下我的爱情。

就这样，在她30岁生日当天，我又失业了，她看我的眼神简直像看垃圾。

回到酒店发现我还把房卡弄丢了，专门去前台要了一张。

Day5 9月18号挪威·罗弗敦

今天的计划是罗弗敦自驾游，我们要先从斯沃尔韦尔开车抵达罗弗敦群岛最南边的A镇，然后再开回来。

在北欧开车特别有感觉，道路两侧都是峡湾地貌，像是沉浸在Emilie Nicolas的那首《Pstereo》的MV里，天空中弥漫的云雾中，仿佛真的会有鲸鱼出没。

我一路开车到大A镇，开始返程，在每个景点都停下来拍拍照，我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乱，开始真正接受已经分手的事实，路上，我开始和她商量后续猫咪的归属，我们之前有过约定：

“谁提分手，谁就不能再养这两只猫”

她提了分手，我说按照约定，猫猫要归我，她十分不开心，开始数落我的各种做得不好的地方，诉说自己的感受balabala，总之就是不想放弃猫猫，但是她为什么狠得下心来放弃我啊…我们不是最好的恋人吗？

我们在雷讷镇上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刚进去，发现餐馆里居然在放一首中文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完全心不在焉，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在旁边的充电站给车充满电后，继续返回斯沃尔韦尔，甚至忘记了结账，我们开出去2km，我才问她：我们刚才吃饭…给钱了吗？她一脸震惊：你没给吗？我说我没有，随后两人默默看着窗外，就这样我们欠了挪威人300块人民币。

应该可以听到吧“月亮代表我的心”

开车在路上，我俩还是掰扯不清楚猫猫的归属，争吵个不停，我特别不喜欢跟人起争执，尤其是这种明明已经约定好的事，我那么爱她但是分手都不会纠缠她，为什么她不能履行承诺？我越来越痛苦，在回去的路上，我望着两边的冰雪荒原，内心认真思索：

如果我在此地杀了她，抛尸荒野，多久才会被发现？到时候肯定挪威报纸登出头条：中国情侣旅行后失踪，半年后冰雪融化露出女友尸体，男友在北极圈被抓获…

这个想法实在是过于可怕，我换了一个思路：

不如直接开车冲进海里，我们两个一起殉情：虽然我随时做好了她要离开我的准备的，但是如何过没有她的人生我完全不知所措，感觉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随后我发现了整件事情最大的盲点：为什么她在旅行的第一天就跟我提分手，完全不顾接下来需要跟一个失恋的男人单独相处数日，难道她不害怕被暴力伤害吗？她是信任我对她的感情，还是认定我是一个如此窝囊懦弱的人，绝不敢伤害她？

我确实是一个老实人，那天开车回酒店什么过激的事件都没有发生，整个行程中我做的最过激的事情就是我压着70码的限速一直开，任凭后面的小货车滴滴闪灯，我都不给他让道，让我给挪威人一点龟速车震撼，哼！——这就是我当天做的最出格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心中居然都有一丝愧疚，我欠挪威人真的太多了。

在途中，我们还下车去超市买了一点东西，遇到了一个亚洲面孔的男性，我非常激动，在北极圈看到了同胞，我就直接用中文问他：你是中国人？他明显一怔，然后马上说：我是台湾人。这人实在是太龟毛了，符合我对台湾人的印象，我只是想套套近乎，你在北极圈跟我玩什么一中各表啊…我只能回他：哦，都是亚洲人吗，在北极圈很少见亚洲人哦…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吗balabala，我给她买了一些树莓，她戴在手指头上给我看，好可爱，妈的，真的好可爱，她的手好好看，她戴着闺蜜送她帽子的样子很好可爱，我真的好喜欢她，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女孩，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双手，好难受啊，以后就不属于我了（但是我没有想过要砍下来收藏）。

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就像吉良吉影一样迷恋着她的手，她仿佛也很受用，我们家门口一直都贴着“吉良”的姓氏牌，下面还有一行日语小字“吉良吉影只想过平静的人生”

Day6 9月19号挪威·奥斯陆

今天我们要离开北极圈，启程前往奥斯陆了，航班是凌晨7点的，我们一大早起床，我要去斯沃尔韦尔机场租车店去还车，开车赶到机场，发现机场还没有开门，租车店也锁着门，不愧是小地方，像个乡镇呢，完全没有工作压力，我们在候机厅等了一会，慢慢有机场工作人员出现，但是租车店迟迟不开门，我怀疑店员或许还在莱克内斯，那我要怎么还车呢，眼看着要起飞，我内心十分焦急，于是我问航班检票员“May I ask one question？”检票员是个戴眼镜的老男人，他听完挑了挑眉毛，反问我“Only one？”我嘎嘎大笑，妈的死老头吐槽我的英语语法不好，但是我顾不上了，我跟他说航班要起飞了，但是租车店还没有开门，我该怎么办（我想让他帮我还钥匙），他十分聪明地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那个租车店门口有一个小门洞供客人把钥匙丢进去。那你特么不早说！我匆匆跑过去还了钥匙，然后回来登机，一下子把她同事送她的supersell的充电转换器和数据线落在机场了，她一脸的不快。

航班要在博德机场转机，在机场，我又心不在焉地闲逛，但是下一程的机票需要现场打印我都不知道，她打印完了来问我打印了吗，我着急忙慌去找机器排队打票，感觉她好嫌弃我的样子。临近登机，我突然想起下个月户川纯在上海开演唱会好像今天开票，她看着我问：你是不是没有买票，我说：是，你想去吗。她一脸不屑地说到：现在想去也买不到票啊…你从来不会提前计划…那一瞬间我快崩溃了，感觉我内疚得已经整个人都要解离，我疯狂地在闲鱼搜票，给好几个票贩子直接打钱，把2个人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发过去，让他们赶紧帮我抢票转票，一想到这可能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我还这么的不上心，我内疚得直接哭了起来，两只眼睛止不住地流泪，我双眼含泪地锁定手机仰头靠在座位上，飞机马上起飞，我还在焦急等待黄牛回复，而她在一旁一边刷着去年她闺蜜给她过生日的老照片，一边嫌弃地冷眼看我，她可能觉得我在表演深情废物，她一定觉得我像个马戏团的猴子。

终于在起飞前，我告诉她我帮她买到票了，她说了一句谢谢，航班就起飞了。

抵达奥斯陆后，我俩手机都要没电了，她开始埋怨我丢三落四，埋怨我手机没电了还在玩手机，我在机场找了一家杂货店，买了充电头和数据线，1600块人民币…还是made in China，北欧的物价大概是国内的6倍吧，人力资源差不多10倍，太可怕了，大家千万不要在北欧丢东西，丢一次相当于国内丢6次。

到了奥斯陆，我们去酒店放下东西，开始游玩，奥斯陆真是一个我梦中情城，就像大航海时代的港口城市一样，充满了浪漫气息。我们骑电单车，沿海边闲逛，还去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拉面馆，在奥斯陆这几天，仿佛吃了好几次这家的拉面哈哈。

细节涂鸦

Day7 9月20号挪威·奥斯陆

奥斯陆の蓝天

离开北极圈后终于看到了蓝天，在奥斯陆的酒店我还在口袋里翻出斯沃尔韦尔酒店的房卡，感觉整个人完全不在状态，丢三落四，魂不守舍。

望着奥斯陆的远山，我内心仍然焦灼万分，无法接受失恋的现实，我决定请教一个老朋友喵喵，她和她老公青梅竹马，关系一直很亲密，就这样我在奥斯陆的酒店走廊跟她打了四十多分钟的语音，让她帮我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性。

好像当时没有得到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但是给我算了一通星座🤓

我们一整天都在奥斯陆闲逛，我还让她帮我拍照，我穿着我最喜欢的环卫工连体服，which她吐槽我很久的衣服。作为一个制服控，我喜欢各种工作服，那件橙黄色的连体服是我在涩谷一家古着店淘到的，我平时都舍不得穿呢，但是她好像很不喜欢，像讨厌我的美团外卖服一样讨厌我的环卫连体服，连给我好好拍照都不愿意拍。

超可爱的雕塑

我让她帮我拍一些有文化的照片方便我以后去相亲，她就如此敷衍对待🙄这衣服有那么丑吗？

我特别喜欢诙谐的骷髅，表哥说每次看到这种弱智骷髅都会觉得跟我好像，没想到在北欧的拉面店也能看到如此高雅の艺术。

当天下午，我们去了大教堂、歌剧院、城市公园、植物园，拍了很多照片，在古着店逛的时候，她试一件衣服，女店主说好好看，拉着她在门口拍照，不知道是销售技巧还是真的觉得她好看，抑或是两者都有，反正她美滋滋地买下了那件衣服。她现在好美，已经美到全世界都对她有额外温柔照顾的地步了。

要素察觉🤫

在我们路过一个山顶公园的时候，我站在山顶眺望山下的幼儿园，心中思索，如果我们还没有分手，我们可以在山顶上埋下2个记忆罐子，里面装下想要跟对方说的话，许诺在若干年后再回来打开它们，但是现在看也没有必要了。

奥斯陆の典型街景

我们慢慢走到植物园，逛完时间已经接近黄昏，我还是心烦意乱的走在她前头，在我走到门口回头望她的时候，发现她这几天第一次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她终于意识到，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了，她垂头丧气地走下阶梯，我们骑着电滑板车去玛莎伦美食广场吃晚饭，我们找了一家海鲜餐厅。

她说喜欢别人给她剥虾，这会让她感觉到很幸福。最近半年多，她一直都很喜欢用那个“我幸福”的表情包，感觉她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否幸福。我十分内疚，感觉自己亏欠她很多，考虑到这是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吃的最后一顿饭，我没怎么吃，但是帮她把所有的虾都剥好了壳，我把它们围成一圈摆在盘子上，她很开心，专门拍了照。而我却心如刀绞，一方面痛心自己的破碎的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好像临死前也要努力把圆画得圆一些的阿Q，太悲惨了，简直是老中男人经典结局。

剥完虾后，我当着她的面退出了我们2个人8年多的群聊，她也难受得流下了几滴泪

吃晚饭后，我们沿着阿克塞尔瓦河向南走，一直走到酒店。我提议，最后一晚陪我去酒吧坐会儿吧。她勉为其难地出来，我们一起到了附近的酒馆，忘记是Vaterland还是The Toucan Public House了，我只记得当时二楼还有劲爆演出但是我没有兴致上去看，我们在一楼坐了一会儿，随意点了2杯酒，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她说我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叫我宝贝了，我大惊失色，翻开手机查聊天记录发现确实如此，她看起来很得意，好像确认了我确实是个神经大条的傻逼。我跟她说起以前从未说过的事，比如我被前任绿啊什么的，她听到后很震惊，当时还流泪了，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早告诉她，我说这种事有什么好讲的，如果不是分手了我也不会提。同时，我十分难过，她做事情总是浅尝辄止，可能也因为我经常夸她，做一顿饭我一夸她大厨，就不喜欢做第二顿了；做什么事情只做了皮毛，我一夸她，她就失去继续研究的兴趣了。她对我也是这样，她总觉得自己特别了解我，可以预测我的全部行为，好像我从来没有超出她的行为预知范围，这导致她从来没有想要真正了解过我，我真的被爱过吗？我这一生有告诉过别人我需要什么样的爱，别人应该怎么爱我吗？

阿克塞尔瓦河夜景

vaterland酒馆，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们去的应该是另外一家酒馆

Day8 9月21号挪威·奥斯陆

今天返程回国了，在机场的某个地方，我看到了一幅画，是海边一对相依的恋人。

我对爱情的想象从来都是宁静海边的相依相偎，但是可能她更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吧，或许在她心里我不够努力不够上进，但是我追求的也许只是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宁静呢。

奥斯陆机场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在登机口的地板上，雕刻着全球各地的诗，我们返回中国，地上是易卜生的《索尔维格之歌》中的诗

或许那里冬尽春衰又一个夏季光阴又一载我只坚信终有一天你会归来守着我的许诺将你等待

我泪眼婆娑的登机回国，告别了我的应许之地和我的爱情，我漫长的青春期。

后记

回深圳后，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温馨的家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显得坐立不安，又说起现在根本无法与我共处一室，让我出去。我说那为什么不是你搬出去？她讲了各种理由，我听得头晕眼花。随后的几天我去外面酒店开了房，每天等她去上班了，我再回家陪会儿猫猫，等她快下班了我又出去，两个人并不见面。

就这样到了23号，我思考了几天还是决定好聚好散吧。我什么都不争了，甚至说把猫猫都归她养，我拿着自己的东西滚出家门，我给她留下了一封长信，回北京处理离职事宜，那封长信也算是我们感情的绝笔。

刻下的话语，浮现心头： “将我的爱，弃置于此”

全文完。

为何是英格兰而非中国与印度？水系与工业革命的历史

Mon, 06 Jul 2026 00:00:00 GMT

作者：Terje Tvedt 挪威奥斯陆高级研究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Drammensveien 78, 0271 Oslo, Norway 电子邮箱：terje.tvedt@global.uib.no

摘要

长期以来，全球史一直聚焦于世界不同地区在经济上的成败比较，最常见的是欧洲地区与亚洲地区之间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格局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当时在欧洲大陆与英格兰，一场变革开始兴起，它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关系，并终结了农耕文明的主导地位。然而，关于为何最先实现工业化的是欧洲与英格兰、而非亚洲，至今仍存在广泛争论。本文将提出一种解释，通过表明「水系（water system）」这一因素是现有工业革命历史叙述中所缺失的关键一环，从而为欧洲与英格兰的胜利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主张，这场伟大的变革不仅关乎现代化精英、投资资本、技术创新以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一种均衡而具有包容性的解释还需要考量各国与各地区在如何对待其特定水系、以及如何利用水系进行运输和为机器生产动力这些方面的异同。

旨在解释现代世界起源的研究，必须关注不同类型的自然水系（waterscape）与河流流域所固有的限制与可能性。河流的流量模式、降水变化以及含沙量都至关重要，多样的水管理传统以及关于水与水控制的主导观念亦是如此。这些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极大地影响了政府与企业家发展高效运输系统和工厂生产的能力。尽管在蒸汽机与铁路出现之前，工业革命在动力和运输上都依赖于水，但对这一变革性进程的比较分析却普遍忽视了自然水系，以及水控制方面的成就与传统。通过凸显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在区域层面的异同，或许有可能参与本研究项目的学者人数众多，难以逐一致谢，但我要特别感谢奥斯陆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有益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解决在解释工业革命起源的主导模式中所存在的一些经验性与理论性问题。

关于欧洲与亚洲之间「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最具影响力的几种解释，都存在结构性问题。那些强调欧洲在文化与政治上独特性、或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剥削的理论，固然可以在假设层面上解释为何欧洲成功而亚洲失败，但却无法同时解释为何在欧洲是英格兰率先发挥主导作用，或为何西欧的某些地区先于世界其余地区实现工业化。一种可信的解释不应将相关关系转化为因果解释，而应区分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原因与诱因、原因与前提条件。这样一种进路还应当是外生的，即根本性的技术与经济变革需要一个因果要素，而该要素本身并不需要经济或技术层面的解释。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应当能够说明工业革命渐进性与区域性的特征。此外，一种有用的「西方的胜利」叙述，必须摆脱几乎完全聚焦于西方、而忽视亚洲经济与技术的倾向。近来的研究发现，对于欧洲与「其余地区」之间、以及现代西方与「传统」西方之间在经济与技术水平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一广为流传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几乎完全聚焦于社会变量、而忽视自然与环境条件。相反，人们需要对以下问题给出细致入微的看法：环境条件如何为社会互动提供了语境，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如何诠释环境语境。由于所有社会在任何时代都不得不与流经其疆域的水打交道并加以控制，因此研究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对于分析发展与变革的比较模式是有益的。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这一背景下尤其如此，因为当时水系以及人们利用水系的方式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可被理解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构成。第一，物理形态与行为，包括降水与蒸发模式、河流在地貌中的流动方式、河流与海洋之间的交界面（如适用），以及这些物理结构往往会促成的开发模式与举措。第二个层面由人类对物理水景的改造构成，因为一个水系同样反映了社会操控其水的能力或决心。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在于水以新的方式、在新的经济部门中被使用和控制，还在于作为现代性一个面向，水在社会中的多功能角色不断扩展并日益深化。水系的制度性与观念性维度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面：即管理实践以及关于水与水控制的观念，本文对此仅作非常简略的论述。本文使用「河流系统（river system）」一词，指的是一条河流在社会中实际呈现自身的方式，它反映了影响一条河流行为的物理变量与社会变量的复杂组合。这些变量不仅包括诸如降雨、蒸发、地形、支流、土壤类型、流量和泥沙输移等物理方面，也包括因人类干预而产生的种种改变。施坚雅（G. W. Skinner）曾建议将中国划分为八个不同的区域，最终以河流流域作为一项决定性的描述标准。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是一个比河流流域宽泛得多的概念，但它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在进行比较时，区域而非国家往往是最恰当的单位。本文呈现的部分数据来自一项比较研究项目，该项目考察了英格兰各工业化区域，以及印度和中国核心经济区域——即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水系、印度河、长江与黄河的大河谷地——在 1760—1820 年间的发展状况。

之所以强调有必要对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进行比较分析，以理解十八世纪后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的区域性与全球性变革，并不是要炮制出一种单一原因、决定论式的工业革命假说。这一视角并不意味着对以下分析的批评：那些处理欧洲与亚洲之间经济关系中宏观且相互关联的趋势的分析，或处理文化与意识形态传统的分析；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境，使这些议题能够被加以比较研究。与此同时，本文也着重关注一些迄今为止在文献中被忽视的额外变量。本文主张，有必要理解不同的水系如何为贸易与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不同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工业革命在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上是注定要发生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英国企业家在历史上并非不可避免，但本文认为，无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心态或投资资本的优势有多强，类似的企业家在当时中国、印度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核心经济区域都无法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区域水系的特性。

运输与水系

运输已被广泛公认为工业革命中的一项关键因素，而水路运输对新兴产业最为重要这一点也几乎无可置疑。运输系统促进了商业扩张，便利了劳动分工，并将生产与市场联结起来。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河流与运河在决定哪些区域和城市能够彼此通商、以及在何处布局产业才有利可图、在何处开采煤炭、在何处冶炼钢铁等方面都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使得诸如铁与煤之类的笨重原材料能够从其开采地点运往工业生产场所。然而，关于工业革命的比较研究对水路运输的关注却过于不足，尽管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在 1776 年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就已认识到，工业发展依赖于水路运输的基础设施。尽管如此，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了水路运输对英国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迪恩（Deane）对此的表述是：「假如英国不得不依靠其公路来承运其笨重的货物，那么工业革命的实际冲击很可能会被推迟到铁路时代才显现。」

水路运输在工业革命最初的、决定性的几个阶段中的重要性，可由以下事实加以佐证：在前现代经济中，大多数货物是通过陆路、或在沿海运输中以船只来运送的。陆路运输通常更受青睐，因为它比内陆水路运输更为可靠，尽管公路常常因降雨而变得无法通行。在英格兰部分地区，降水可能全年都是一种困扰；而在中国与印度，季风降雨使得公路网络的大部分路段无法使用，即便是小规模的商贸往来和轻质货物的运输，也经常如此，且一连数月不能通行。但即使在公路可通行的地方和时段，可用的陆路运输方式也无法满足十八世纪期间出现的新需求。只有船只和驳船才能大量装运诸如煤炭和金属矿石之类的笨重原材料，并以可接受的成本将它们连同石灰、沙子、粪肥、一般商品和农产品一起运往新兴的区域市场与全球市场。煤铁工业的发展以及棉纺织业的成功，都依赖于运输设施的改善。那些以往无法抵偿运输成本的货物，如今得以在新的水路上昼夜不停地运送。因此，关于水系的比较性问题应当聚焦于：哪些国家或区域拥有适宜的物理水系、在何处最易于修建人工水道以服务于此类目的，以及哪些企业家、工程师和政治家具有创建这样一套运输网络的经验、能力与意愿。

就关于工业革命与「大分流」的文献中对运输系统所作的比较而言，其论点一直是：如果说有谁占据优势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有人提出，「似乎很难找到证据表明欧洲在运输方面具有优势」。与之相反，中国「水路运输的非凡发展」却得到了强调：东亚在「运输方面具有总体优势」。又或者说，中国拥有「一套卓越的水道系统」。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援引安文思神父（Father de Magaillans）的话所写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在航运方面与中国相媲美。」

然而，比较时不应把可航行性当作一个简单的二元概念来对待，即仅以水道的公里数、运河系统的广度，或一年中某一时段水道上船只的数量为依据。当比较不同区域的河流与运河的潜力、以及它们作为贸易路线相对于十八世纪后半叶工业化经济部门中出现的具体运输需求所发挥的作用时，应当分析许多问题，例如河流的流速、急流与瀑布的高度与频率、最大与最小流量、有潮汐与无潮汐的特征、峰值流速、水位的年度与季节性变化，以及泥沙与沉积负荷。这些因素决定了运输成本、货物必须装卸的次数、运输系统的规律性，以及货物能否全年装运、能否既向上游又向下游运输的程度。此外，水系还决定了可使用的船只类型，从而决定了所能运输货物的重量与数量。

河流改造与运河修建对当地条件的依赖程度，比历史著述、以及这些著述所常常依据的游记中所承认的要高得多。一条能正常运作的运河，需要为其分水岭水位（summit level）提供充足的水源；而当时所有的运河都是露天运河，因此还依赖于蒸发率以及不会渗漏的土壤类型。在大多数地区，运河全年充足的水源供应都是主要难题，并取决于降雨的季节性变化、冰川融水以及河流系统的布局。洪水还会冲毁堤岸、淹没船闸，并使通行变得困难。此外，修建与维护人工水道所需的工程与投资，不仅受水系影响，也受河流不同使用者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

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可通航的河流与运河相对于新原材料产地的远近，以及海洋与可通航河流之间具体交界面的特性。在距可通航河口不远处拥有良好而稳定的港口，对于海船装卸的成本与效率而言，其重要性也很难被高估。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决定内陆水路运输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合理的，乃至在经济上根本是否可行。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围绕「大分流」的争论，对欧洲与欧亚大陆各主要区域的水系与运输潜力进行过系统的比较。本文呈现了来自这样一项研究项目的部分数据，但主要聚焦于英格兰、中国与印度。

英格兰的水系与运输

与中国、印度、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核心经济区域相比，英格兰拥有一套独特的、相对易于通航的水道系统，而且长期以来其水路运输都比陆路运输更为可靠。此外，中世纪的水路运输成本低廉，因为陆路运输的价格可能高达其十倍。这些河流全年由雨水补给，反映出西欧这一地区规律性的降水模式并因此导致水位变化很小。摧毁泥泞道路的雨水却使河流变得适于通航。此外，这里几乎没有急流，水中携带的泥沙很少，冬季通常也不结冰。在北海（North Sea）和爱尔兰海（Irish Sea）沿岸，有许多带潮汐的河口，潮汐河流向内陆深入延伸，早在能够逆流上溯的蒸汽船问世之前，就同时创造出海上航线与陆上通道。这些英格兰的小河成为中世纪王国的商业命脉，促进了早期的区域专业化分工和城市化。与印度和中国的河流相比，它们尤其可靠，尽管英格兰也经历过洪水、干旱和河流封冻，这给船夫以及整个贸易带来了麻烦。不仅与印度和中国相比，即便与法国相比，在英格兰，疏浚河道、加固河岸、取直缩短河道，以及用规模适中、结构不复杂的水闸与挡水堰控制水位，都更为容易。英格兰的水系如此温和，以致直到18世纪50年代，水上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仍可依赖天然河流。

在为人工开凿的小型水道提供常年水源供给方面，英格兰也拥有一项关键优势，因为潮湿地区的海平面运河地下水位较高，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全年都有降雨。尽管在1759年英国真正意义上的运河寥寥无几，但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英格兰运河的地图，就是工业英格兰的地图」。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整个英格兰的地貌就被可通航的水道纵横切割开来，笨重的货物越来越多地通过船只运输。在英格兰，运河上的船只仅由一匹马牵引即可载运30吨货物，按每匹马计算的载货量是用大车运输的十倍以上。新技术——尤其是夯黏土（puddle-clay）工艺——以及新型船闸和升船机，进一步推动了运河的修建。

1760—1840年间的「运河热」（canal mania）为一个新兴的股东阶层带来了高额回报。有人认为，它甚至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经商心态，或者说「金融资本主义的真正开端」，它利用了农业和贸易的盈余，以及由制造商和其他投资者提供的资本。在英格兰，运河修建中的技术、财务和政治挑战是私人企业家所能应对的，而在中国、印度和法国等国家，国家则直接介入，因为自然水系所带来的挑战，并非单个公民或小群体商人所能解决。英格兰的运河系统发展成为一张相互连通、相当高效的水道网络，几乎全年都可较为规律地使用。极为重要的是，在英格兰，煤炭和铁矿资源都位于水上运输系统的覆盖范围之内，其程度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这使得原材料产地能够与生产场所以及市场连接起来，到1800年，除卢顿（Luton）外，英格兰的每一座城市都已通过水路与海洋相连。英格兰在1725年拥有1900公里可通航河流。到19世纪20年代末，全国拥有3400公里可通航河流和3200公里运河。由此，水上运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煤炭和铁等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得以远低于陆路运输。

中国和印度的水系与运输

中国的降雨模式造成了河流流量在年际和季节间的极端波动，几乎与欧洲河流、尤其是与英格兰的河流无法相比。此外，显著的季节性和漫长的旱季深刻影响着运河的水源供给。河流水位普遍存在剧烈变动，河岸侵蚀和泥沙淤积速率也很高。为了保护社会免受这些当地水系自然特征的侵害，需要付出庞大的人力，这转化为运输基础设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中国，各主要河流流域的径流汇集到入海的主要出口少得惊人，约4000公里的主海岸线上仅有大约五到六个出海口，要承泄不仅由季风、还由喜马拉雅冰川补给的巨大河流径流。这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河流系统各自特征差异极大，但它们都可能引发灾难性洪水，而且都极其频繁地泛滥。商业中心受害最深，因为它们往往位于河流附近以及辽阔肥沃的三角洲平原上，部分原因在于河流是主要的运输动脉——至少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是如此。

在蒸汽机问世之前，河流在大范围内改道并携带巨量泥沙，进一步阻碍了河运以及大宗货物可靠贸易体系的形成。贯穿中国历史、犹如一条红线的大型河流治理工程，主要是为农业生产以及军事和行政目标服务的。在同一社会与王朝结构之内，这些工程难以方便地调整以满足新兴产业和全球贸易的需要。世代以来，水利管理传统，或者说水利规划者的「思维习惯」，首先关注的是驯服水患，即排水以及防御反复发生且危险的洪水与干旱。当时中国相对先进的水分配与用水系统的多功能性，似乎抑制了区域和地方层面主要为运输或动力需求而利用水资源的尝试。

由于17、18世纪中国文明最发达的中心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将英国正在工业化的地区与这两个区域或水系相比较，便顺理成章。长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动脉，经济进步与之直接相连，依托于错综复杂的水道网络。该河流流域拥有逾2万公里的水道，马可·波罗（Marco Polo）记载，13世纪的官方报告显示，每年有20万艘船只顺江而下。水运比陆运便宜得多，以致没有水运的地区其发展通常远为落后。两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差异如此显著，乃至被视为「前现代经济二元结构的一个范例」。人工开凿的众多运河赋予该地区一项最具特色的面貌。

然而，长江平原是个例外，区域水运网络密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即便如此，它也无法高效地承运那些驱动英格兰工业革命的笨重物资。铁和煤大多分布在该河流流域之外，或位于三峡上游，因而处于既有水运网络的覆盖范围之外。这一运输网络在区域货物的区域运输方面也存在明显局限。第一，运河系统的布局并非为服务城市之间以及与世界之间的货物交换而设立，而主要是为了排水，运河充当排泄多余水量的渠道。此外，运河水位随降雨和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而波动，运输运河往往并非设计为全年尽可能高效地运送货物，而是为在一年中的特定时节运送漕粮。第二，河流水位存在巨大变化，一年中某些时段有危险的洪水，而另一些时段则水位低浅。河流与港口的淤塞，以及平原上蜿蜒曲折的支流，使这些水道难以用于运输笨重的原材料和工业产品。18世纪英格兰的船夫和商人曾抱怨塞文河（Severn）和埃文河（Avon）的水位不规律，但与中国的河流相比，它们更像是忠实可靠的通衢大道。在长江沿岸某些地段，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落差可达60米，在多山的重庆，平均落差为30米。

至于黄河，泛滥时它化作奔腾咆哮的激流，其携带的水量是枯水期的88倍。该河有四个天然的汛期，这使得常规化、大规模的河运极为困难。对1650年至1850年间黄河行为的详细复原尚有待完成，但已有结论指出，从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49年，发生过逾1500次大洪水、25次重大河道改易和7次大改道。与中国其他大河一样，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处，随后穿越广袤的冲积泛滥平原，巨量的泥沙输移促成了其河道的迁移。河口因而在南北之间往复移动，最近一次「自然」改道发生在1855年，当时河口从山东半岛南侧移至北侧。

在中国，河流与海洋的衔接面对贸易的助益，也远不如西欧。中国平坦的海岸地貌是由细颗粒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河口常常被淤泥堵塞，其入海出口也一再迁移。这里缺乏潮汐河流，河岸往往多沙且不断变迁。从长江出海一般不是大问题，但单单一条入海的大通道，并不能像英格兰所能发展出来的那样，构成各区域之间充满活力的运输网络。尽管海上贸易规模可观，中国人也具备发展海运的技术能力，但海上航线的风险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其中包括海盗问题。于是，北京优先选择了大运河和内河航线。

那些关于内向保守的「东方思维」或「停滞」的中华文明的陈词滥调，就运河修建而言极具误导性。自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承建了多项重大工程，发展出水闸和船闸技术，并开凿了数不胜数的运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大运河。到1800年，这一水利系统在技术上之精密、行政上之艰巨、管理上之复杂，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运河的使用受到泥沙、水位以及狭窄河身的限制，使其不适于承运重载。事实上，大运河系统在19世纪走向崩溃，自18世纪中叶起便已淤塞。尽管清代工程师经验丰富，但当气候变化改变了黄河的输水量时，国家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运河。此外，山东在一年的各个时节都缺乏足够多、海拔适宜且相对无泥沙的水来维持运河的运转。

问题不在于技术能力，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运河修建的行家。真正的绊脚石在于，中国人不得不应对一个远为桀骜难驯的水系。在这一背景下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水系工程师一直区分常流运河与季节性引水运河。前者全年有水，而后者仅在雨季引水。那个世代令欧洲旅行者印象深刻的中国水运系统，乃是一种农耕、灌溉经济的产物，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利用河流、修建运河，是为了出于军事和征税目的运送兵员和粮食，以及在泛滥时节把水引入田间或排出田外。

此外，可通航的河流和既有运河系统都远离最重要的煤铁矿藏所在地，而水系的特征使得克服这一相对劣势几乎不可能。中国辽阔的河流系统，其特征是河流流域中的水大体上沿单一方向自西向东流淌，这使河流总体上成为南北贸易、尤其是笨重货物运输的屏障。这些大河往往因其流量变化和湍急流速而难以乘船横渡，而且与英格兰的众多小河不同，它们也无法步行或用马车跨越，因为桥梁无法横跨其惊人的宽度。这些特征数百年来曾使河流成为颇为高效的季节性通道，用以将沿岸不同地方种植的农产品顺流向下运输；但当运送笨重货物需要稳定、常年且平缓的水流时，它们却变成了一种劣势。

在印度，季风降雨是对通航性、可靠性以及建港机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它使某些地区的内河航运受限于季节性活动。世世代代以来，印度的主要河流被加以利用和驾驭，它们促进了一个高产农业文明的发展，但当被用作运输通道时，它们却遭遇了与中国河流相同的某些水文问题。印度河（Indus）的梵文名Sindhu意为「海洋」，但在冬季，当来自喜马拉雅冰川的融水急剧减少时，这条河就变成一连串由狭窄浅细水道相连的水塘。在恒河（Ganges）上，乃至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水系的部分河段上，从11月到次年1月的旱季尚可运送货物，但到了春季，河汊变得过于浅细，连极小的船只也无法通行。反之，在季风期间，河流泛滥成灾，航行变得危险。尽管存在这些通航上的不利因素，河流在传统运输中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水运仍比陆运高效，而在许多地区，陆运在季风期间陷于停顿。例如在孟加拉（Bengal），约80%的贸易是经由河流进行的。

然而，尽管河流作为本地运输通道至关重要，它们却不利于全国性与国际性贸易的发展。一位作者断言，印度的河流"被认为不适合通航"。这一问题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加以说明。现代印度有六分之一的国土易遭旱灾，八分之一的国土易遭洪灾，洪水平均每年使3300万人无家可归。尽管在十九世纪初受影响的人数较少，但洪涝与旱灾的打击却可能严重得多，因为当时缺乏足够的堤坝，也缺乏在旱季蓄存洪水以备使用的设施。

此外，印度很可能是世界上河流迁徙与水道"消失"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事实上，那条充满神话色彩、声名远播的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便可被视为这一困境的宗教化表达。南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河床不断变迁，使一些城市因河流改道而干涸搁浅。这种地貌行为主要源于这些河流在喜马拉雅山段河道极为曲折，而在平原地带，由于泥沙含量大、洪水期水流强劲，它们在泛滥平原上蜿蜒流淌，频繁改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度河—恒河平原上没有一条河流不曾改道上百次，其中大多在英格兰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印度的水道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十八世纪末，比亚斯河（Beas）被印度河的支流萨特莱杰河（Sutlej）"夺流"，其旧河床变成了一道干涸的峡谷。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也发生了改道。在1787年之前，它流经迈门辛（Mymensing），但此后开始西移，而蒂斯塔河（Teesta）则转而成为恒河（Ganges）最东端的一条支流。在洪水时期，河道发生大规模变迁尤为常见。达莫达尔河（Damodar）原先在加尔各答（Calcutta）上游约50公里处汇入胡格利河（Hooghly），但在1770年的大洪水中，它彻底离开了旧河道，转而在加尔各答下游约50公里处汇入胡格利河。其后果是胡格利河上游河道明显恶化，旧河道则淤积堵塞。数十年后，当英国人试图在恒河上发展轮船运输时，这种河流的不稳定被他们公认为改善交通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国和印度的水系不仅远不如英格兰那样有利于水运及相关设施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当时大规模开凿运河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工水道潜在供水来源存在巨大的季节性与年度变化，加之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几年之内便可能摧毁运河与堤坝。此外，长期防洪抗旱、保护土地与人口安全的需要，使修建运输运河变得十分危险；而当涉及为不同经济活动所设想的水利工程类型时，灌溉部门与运输部门之间又存在着强烈的利益冲突。这两个国家某些地区已有的运河，并不适合用于运输煤炭、铁矿等货物，因为它们当初修建时并未考虑这一用途。其河流也不适合充当全球贸易的动脉，原因在于强烈的季节性，以及河流入海口处的泥沙问题。当时可用的造船技术，几乎无法建造能在这种季节性强、水流湍急的河流上承运重货的船只。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可通航的水道，而且总体而言，主要河流离煤铁储量充足的地区都不够近。

贸易作为任何发展中经济体的工具，数百年来一直受制于运输。运输一向缓慢、不足、不规律，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极为昂贵。正如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言："拿破仑的行进速度并不比尤利乌斯·恺撒快。"十八世纪后期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水运系统，标志着一场运输革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拥有同样的水系与水道网络。尽管运输仍然缓慢，但重货贸易却相当可靠。它可以全年开展，小河与运河上的船只能够把铁、煤、砂从产地运往使用地。当时只有在英格兰，才能建立起一套高效、可靠的运输系统，把各个不同地区连接在一起，并将它们接入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贸易路线。通过将十八世纪晚期英国工业化地区复杂而多功能的水系，与印度和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加以比较，便有可能解释它们运输网络在规模与性质上的根本差异。

英格兰的制造业与水系

无论人们采用何种关于工业革命的定义，它们都强调现代工厂兴起的核心地位——而现代工厂起源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英格兰。即便机械的使用本身不足以构成充分的解释，它仍然是研究其他一切问题时所围绕的首要方面。而在十九世纪中叶蒸汽机被广泛使用之前，可供利用的非生物动力只有两种——风力与水力。

由于风车对新的生产工艺而言过于不稳定，水力使大型机械化作坊成为可能，从而在现代工人阶级中培养起工业纪律。在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水是主要的动力来源。诸如纺织、钢铁、造纸、陶瓷等所有重要产业，以及无数较次要的产业，都由这种水力驱动或依赖于它。许多论者已经表明，直至十九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水力仍是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因此，从比较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水力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弄清它何以在英格兰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却处于边缘地位——在当时为何如此。本文虽探讨水系在整个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接下来的讨论将聚焦于纺织业的水力机械化，因为在分析和讨论英格兰何以成功、而印度与中国何以失败的问题时，这一产业占据着尤为核心的地位。

只要水仍然是非生物动力的主要乃至唯一可靠来源，水轮便是一切基础性与新兴工业工艺中的关键技术因素。水轮虽已存在了约两千年，但正是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它在社会与经济上的重要性达到顶峰，绝大多数新工厂都用它来驱动机器。在已经发展出来的更高效的立式水轮中，上射式水轮几乎总是需要一条渡槽——往往是架高的渡槽——把水引至水轮顶端，水从这里倾入轮斗，凭借水的重量驱动水轮转动。所需的渡槽可以通过修筑小型堤坝和引水渠（millrace）人工建造。

水系需要满足三项要求：全年供水、含沙量不过高，以及足够的水流动力，使水轮能够全年每天24小时持续转动。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这种特定的关系，意味着新工厂必须设在有流水和落差的地方。于是，最根本的比较性问题就变成：在哪里能找到既容易适应新产业需要，又离原料产地及全国性、全球性贸易路线足够近的水源。尽管这种非生物动力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如此重要，却从未有人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对各地水系进行过系统比较。

英格兰部分地区，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拥有适合这类工业动力的水系。大量相对较小的常年河流——如德温特河（Derwent）、欧威尔河（Irwell）以及塞文河（Severn）的诸支流——水流全年适中且不含泥沙，对既有的水轮技术以及新技术的试验都堪称完美。英格兰不同地区数百年来所具备的条件，使它成为实用工程与试验的理想作坊，从而催生了种类繁多的水利相关发明。这一各具特色的经济—技术环境在规模与重要性上不断壮大，并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产出了一批新发明，如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克朗普顿走锭精纺机（Crompton's mule），以及亨利·科特（Henry Cort）的开槽轧制工艺与搅炼炉（pudding furnace）。由于对河岸的小幅改造与运河修建积累了多样经验，又存在着一套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因此把足够的水引至水轮所在之处的工程相对容易实施。但为什么在1760至1820年间，水力机械化与相关技术在英国的繁荣，远胜于其所谓的欧洲发源地——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和法国东部？要解释这一事实，必须考虑诸多因素，但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阿尔卑斯河流巨大的流量变化：洪峰水流之猛，以及罗讷河（Rhone）、波河（Po）等湍急易涝的河流，使得建立现代化的全年运转工厂以及将其产品销往全球都变得困难重重。

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中的主导部门，也是最先采用新型工业组织形式的产业。最为惊人的增长发生在1750至1800年间的棉纺织业，到那时英国已成为棉布的头号出口国。这一权力转移是由众多政治、文化与帝国因素共同促成的，但若没有新型工厂技术的发展（如英格兰新的纺纱与织布机械），它便不可能实现。当多个纱锭开始被安装在框架上时，人力显然已力不从心；而只要水力仍是人力与畜力唯一可用的替代品，水系便获得了一种全新而根本的社会与经济重要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纺出的纱被称为"水纺纱"（water-spun），以区别于"手纺纱"（hand-spun）。由于气候与灌溉方面的原因，棉花无法在英格兰种植，但棉花却能在那里加工制造，原因恰恰在于同样的气候与水系特征。

因此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工厂——1771年建于德比（Derby）附近克罗姆福德（Cromford）的一座棉纺厂——就坐落在一条河边，即德温特河支流邦索尔溪（Bonsall Brook）的河岸上。阿克莱特（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安装于此，由大型水轮驱动。这家工厂迅速扩张，容纳了数千个纱锭和300名工人。克罗姆福德厂址的一个不利之处是交通不便，于是阿克莱特修建了克罗姆福德运河（Cromford Canal），以便往返厂区运输原料和成品。1780年，厂主购置土地，兴建了另一座规模更大的工厂建筑群和更大的厂房，并迁往一条水力更强的河流——德温特河本身。十五年后，已有140座类似的水力工厂在纺棉。到1800年，棉纺工厂约有900家，大多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其中300家拥有五十名以上工人。十八世纪晚期，在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方圆十英里之内，几乎有100座棉纺厂，全都坐落在塔姆河（Tame）上，全部以水力驱动。到1816年，曼彻斯特（Manchester）四十二家纺织厂平均雇用的工人数已高达300人。更高效的技术不断涌现，提升了产量与质量；克朗普顿走锭精纺机逐渐取代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成为更受青睐的机械，但它同样由水轮带动，最多可装配三四百个纱锭。1835年，联合王国棉纺织业使用的动力织机已达109,626台。棉纺厂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性象征，代表着物质进步以及工业精神与认同的成长。羊毛纺纱与织造的机械化也在同一时期完成，在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均使用了水力。于是，工厂及其所带来的一切，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直到1783年，蒸汽机才首次在工厂中使用，尽管只是间接使用（阿克莱特的曼彻斯特工厂使用一台纽科门蒸汽机（Newcomen engine）在旱季抽水，以驱动机器，因为那时水压不足以转动水轮）。

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各地的溪流与河川上纷纷架起了水轮，它们不仅有力地驱动了纺织业，也驱动了冶金业。事实上，倘若没有水轮来带动熔铁和铸造汽缸所需的机械，蒸汽机本身就根本无法被制造出来——而汽缸正是构成蒸汽机的部件。钢铁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其他工业活动所需的大多数机械设备得以生产，而早先的机器则是用木头制成的。钢铁工业的关键因素在于加热工序和对熔铁的锤打，而这两者都完全依赖水力。如果没有水力驱动的风箱，就根本不可能在高炉中产生足以经济地生产铸铁所需的高温。这种借助水力的高炉技术，是钢铁工业及其高产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钢铁工业依赖水力来生产新兴工业所需的新机器，如轧钢机、金属车床和水力锤，而这些机器又同样需要水力。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无论是在这一工业部门，还是在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都取决于对水的更高效利用。

水轮技术在英格兰的成功，无法用欧洲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例外论，也无法用欧洲殖民主义和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制来充分解释。这项基础技术本身并非欧洲的发明，而是最早在亚洲——很可能是在印度或中国——发展起来的。它由罗马征服者引入英格兰。然而，从一开始，这项技术就在英格兰迅速传播。在1086年为威廉一世（William I）编纂的《末日审判书》（Doomsday Book，即《土地清丈册》）中，登记在册的水磨已超过六千座，它们利用了谷物收获时节那大量充盈着水的小溪与河川。当时水轮主要用于碾磨谷物，但逐渐被用于其他用途。用于清洗毛纺织品的机械缩绒磨尤为重要。约1200年左右，水力锤在一些乡村小铁铺中投入使用，用以将炽热的矿坯锤打成各种形状。威尔德（Wealden）地区的钢铁工业之所以选址在溪流附近，是因为在那里能够积蓄起驱动锤具所需的水头。水磨技术在十六、十七世纪取得了巨大改进。不过，对工业突破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上射式水轮系统的发展。从技术上讲，这套设备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它大概也不会令一位来自中世纪中国或奥斯曼帝国某些地区的水磨工匠感到困惑或惊讶。许多早期的水力棉纺织厂是由丝织厂改建而来，而这些丝织厂本身往往又是由中世纪的谷物磨坊改建的，这表明水力技术拥有悠久而多样的历史。

到十八世纪末，英格兰部分地区的企业家和商人在将水轮用于生产目的方面已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因为数百年来水系一直为工业扩张和技术创新创造着可能性。水的作用以及对水的依赖，还可以解释英格兰在十八世纪晚期转型所呈现的鲜明区域格局，因为各类工业（往往以纺织、钢铁和机械工程的组合形式聚集成群）不得不沿着河川与溪流集中分布。反之，在英格兰那些缺乏足以驱动水轮的河流与溪流、或无法修建大坝、水库和人工瀑布以驱动这些"水力机械"的地区，则没有发生类似的转型。例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市中心方圆15公里之内，有约250公里全年不冻、流量稳定的河流、溪流与人工运河流经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些水道——如迪恩河（Dene）、提布河（Tib）和康溪（Corn Brook），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曾十分重要——如今已被迫转入地下，而仍有四条河流明显地流经城区：厄克河（Irk）、欧文河（Irwell）、梅德洛克河（Medlock）和默西河（Mersey）。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河水从平缓的山丘流下，因而携带着足以驱动水轮的充沛而清洁的能量。毕竟，罗马人正是因为这片地区的地貌轮廓，才把它称为Mamucium，意为"乳房状山丘之地"（Manchester一词后来即由此演变而来）。

中国核心经济区域中的水力机械化

在涉及水利控制时，那些基于欧洲技术至上假设来解释英格兰胜利的论说便不太令人信服了，因为水力早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就已是一种重要的能源。事实上，中国曾领先于西方。约公元前二世纪，用于碾磨谷物的大型旋转磨在中国出现。中国典型的水轮属于卧式，不过立式水轮也为人所知，并被用来驱动碓杵以舂米去壳和碎矿。碾砣磨（边滚磨）于公元五世纪在中国出现。碓杵的使用或许比它在欧洲被采用早了八个世纪，而中国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高炉，尽管十八世纪的多数高炉仍依赖人力驱动的风箱。中国曾有类似工厂的作坊，以及雇用约上千人的铁场。一些史学家认为，十八世纪的铁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年产量可能超过20万吨。此外，中国人无疑也熟悉碾磨技术，因为最早的纸磨可追溯至约1570年，最早的锯木磨可追溯至1627年，而从蚕茧缫丝的缫丝机则可追溯至1708年。

有文献记载，到十三世纪末，中国北方已使用一种水力驱动的多锭纺纱机。我们不知道这种早期的中国机械纺纱为何消失了，但一个合理的假说是：它与当地水系发生的、或许是剧烈的变化有关，也与普遍缺乏适合此类工业活动的河流有关。我们确知的是，在有水可用的各处，水继续被用作动力来源，因为中国人深知利用水力转动机械所带来的省力之益。在湖南，人们用河流转动的筒车提水，一首当时的诗篇便赞美了这比脚踏要省力得多。

由于掌握了相关技术，中国人具备修建水库和大坝的科学与工程能力，但他们无法在全年范围内充分调节那极不稳定的水流，而这种新型工业生产要想盈利，正需要稳定的水流。此外，水库很快就被淤泥填满。鉴于当时可用的技术，中国的水系极难用于常规工业生产，因此中国的作坊缺乏能够把它们转变为以现代机械为基础的工场所需的稳定动力供应。在产铁和炼铁之地附近，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资源极少，而发明与应用的速度也远比西欧和英格兰缓慢。

关于中国棉纺织业的问题已被深入讨论过。中国人拥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充足的原棉，以及对棉纺织品足够的需求，本可发展出现代棉纺织工厂，但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蒸汽机被引入之前，这样的工厂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中国的纺织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以来这里都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大商人在这里对较高档布料的生产过程建立起了相当大的控制权。明代的棉纺织业表明，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到十八世纪，一个以家庭为基础、雇用数十万人的乡村纺织业已经发展起来，并促成了生产和营销方面的重要变化。林赛（Lindsey）在记述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来访的报告中写道，在上海周边地区星罗棋布的众多小村庄里，纺纱和织布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的。尽管中国人懂得水磨技术，并且也认可它的种种优点，他们却仍未在产棉地区加以使用。伊斯特曼（Eastman）认为："然而，该行业的一个关键弱点在于机械化的相对缺失。"既然中国人懂得如何利用水力，那么对这一弱点的解释"很可能源于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

然而，即便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中国人也仍然无法仿制英国的纺织机械，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为新兴工业提供动力的河流、溪流与河川。过去的治河工程是为解决其他任务而设计的，它们服务于各种水利权益和水利工程，而这些与那些为攫取河流工业动力而驯服河流的项目是相互冲突的。中国的河流地貌和水系，使得发展一套庞大的水力工业系统困难重重。在那极为平坦、被一条湍急且挟带大量泥沙的河流横贯、汇集了中国70%至80%降水量的长江平原上，几乎没有适合开发水流以驱动水轮——尤其是上射式立式水轮——的地点。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无法像那些规模小得多、流量也温和得多的英格兰河流、溪流与河川那样，通过众多水轮来产生动力。在主要的产棉区，根本就没有足以带动水力机械的水头。接连不断的洪水也成为重大的扰动因素，影响着河流与陆地交界面的动态，而人与水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在河岸边建厂几乎成为不可能。黄河同样无法利用，不仅因为它的不规律性，以及它几乎每年都冲决堤防、酿成洪水与流离失所，还因为这条河流挟带的泥沙量极大，很容易损坏甚至摧毁脆弱的水轮。

主流的解释只关注各类社会变量，从而忽视了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地理制约：在物理意义上缺乏可供机械使用的相关无生命动力源。把缺乏合适的水道与瀑布解释为企业家精神、资本或才能匮乏的结果，是极具误导性的。因此，赵冈（Kang Chao）那部开创性的著作虽然指出了一系列有助于解释他所谓"巨大谜题"的因素，却没有把那困难重重的水系纳入他的叙述之中。

印度核心经济区域中的水力机械化

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国。据某些估计，1750年印度占了世界制造业产出的25%。这一生产过程的关键在于地坑织机（pit loom），这是一种试图把先前完全靠人力完成的工作加以机械化的技术。这种卧式织机轻便简易，仅由几块捆绑在一起的木料构成，可以轻松拆卸、搬运并重新组装。在十八世纪晚期，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织工从一处住所迁往另一处，背上背着开织所需的一切，一到新家便能立刻开始织布。地坑织机的可移动性对织工而言是一项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在当地与其他织工竞争。然而，从技术上看，与英格兰所确立的高效工厂制度相比，它处于劣势。不过，这种织机同样完全依赖水，只是其方式截然不同，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织机下方那个供织工坐着踩踏板操作的坑洞——"地坑织机"之名即由此而来——为待织的棉纱营造了适宜的湿度。然而在南印度的部分地区，甚至连手工织布本身也会因为暴雨而停顿约一个月之久。在某些地区，狂风是一个每年都会规律性出现的难题，它会扯断"固定在织机上的经纱"。在贡古纳德（Kongunad），这种作息节律体现在：织工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左手种姓"，其节庆都集中安排在季风月份。下雨期间，原本要在户外进行的纱线整理工作便无法开展。

在蒸汽机将工业从河岸边解放出来之前，印度并不具备发展现代工厂制度所必需的动力来源，因为无论在雨季还是旱季，开发利用河流都困难重重。此外，横贯北部平原的大河中，水头充足的地点寥寥无几。例如，恒河（Ganges）从德里（Delhi）到入海口长达一千英里的行程中，落差仅有700英尺。印度极端的季风模式使90%的年降水量集中在六月至九月之间，导致河流暴涨、汹涌奔流。而在一年中其余的时间里，河流则水浅流缓，有些甚至完全干涸。在当时，要利用这些河流进行全年的动力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河流还流经平坦的平原，平原上唯一的起伏，是泛滥平原上的陡崖，以及沿较大河流因沟壑侵蚀而形成的冲沟与劣地带。河流及河床的缓慢或骤然迁移，使得在河岸边建厂成为一桩风险极高的事业。在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孟加拉（Bengal），河流在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三角洲毫无坡度的平原上蜿蜒流淌。今日孟加拉国约80%的国土海拔不足十米，而在洪汛季节，全国通常有近一半地区被水淹没。次大陆南部的河流几乎完全依赖季风，总体上比喜马拉雅水系的河流更为不规律。

因此，在整个印度，无生命动力仅在少数能够建立水磨的地方得到使用。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的一些溪流沿岸曾建有水磨，潘恰基（Pan Chakki）即得名于一座十七世纪的水磨，这座水磨过去为朝圣者以及驻军部队碾磨谷物。一处山泉提供了驱动水磨的水源。在西北部的哈扎拉（Hazara）地区，水力也被用来「操控一台用于碾米的木制落锤」。在该地区的另一处，还发现了以水力驱动的轧棉机所采用的立式水轮。有人曾论证说，后者乃是一项本地发明。与平原及德干地区的河流不同，哈扎拉拥有能够驱动水磨的水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常年、全年不断的。这几处采用水力驱动技术的零星地区凸显出该技术是为人所知的，同时也表明，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技术扩散到主导着印度核心经济区域的那些截然不同的水系之中。

结论

本文已经表明，要全面解释为何是西方而非世界其余地区实现了发展，以及为何英格兰的某些区域率先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考察并分析这些发展所处的那些复杂、多功能的水系。原因在于，在蒸汽机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交通运输革命、现代工厂制度的发展，以及1760年代至1820年代间使英格兰部分地区为之改观的钢铁工业及其他工业的成长，全都与人类同水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本文已经表明，印度和中国的核心经济与政治区域并不具备能够像英格兰部分地区那样轻易而又有利可图地加以利用或开发的水系。恰恰相反，本文认为，这些国家的水系在当时阻止了、或至少阻碍了类似的转型进程。

水系还影响着与增长和发展相关的其他若干重要变量，而这些变量并未在本文中加以论述。具体而言，本文并未专门讨论水系的第三个层面，即水的管理实践与水的观念。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治水传统可归纳为四大类活动：排涝、防洪、灌溉和运输。由于季风、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以及地势平坦这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排涝一直是泛滥平原上的一项主要活动。甚至连开天辟地都与有关排涝的神话故事相联系：大禹正是因为成功疏导排干了低洼之地而成为神话人物。防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大江大河的下游河段，一直是一项关键任务。因此，航运运河在某些情况下可谓妥善维护堤防所带来的一种附带产物。历代逐步建立起来的排水运河体系，以及为监管其维护而设立的治水管理系统，对于修建运河以高效运输货物、以及将河流转变为驱动新式机器的动力来源而言，与其说是助益，不如说是阻碍。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灌溉运河的密集分布同样妨碍了水运的发展和水力发电的利用，因为这些需求彼此相互冲突。在明清两代，河道总督责管理大运河和黄河下游流域，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大运河受损。这个权力极大的国家机构曾被描述为不过是漕运管理机构的附属物，因而对修建运河以运输来自其他地方的其他货物毫无兴趣，也无意修建用于机械水力发电的堤坝和池塘，尤其因为此类工程会使大运河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在英格兰，关于水应如何利用的管理传统与观念要多元得多，无论是国家还是经济精英都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治水方式不存在明确或强烈的既得利益。当然，英格兰同样存在不同用水方式之间的冲突，但由于灌溉以及灌溉运河无关紧要，这些冲突更多地产生于经济中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各个部门之间：即在那些希望开发水道用于运输者与那些希望开发水道用于发电者之间。由于水域景观如此多样，而河流对社会其他部门在经济和政治上又向来无足轻重，因此水利创业者得以涌现，他们在几乎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相当自由地经营，而且大多还得到了这同一个国家的支持。

水的文化建构这一问题也可略加提及。在英格兰，河流被转化为一种自然资本、并成为个体创业者牟取利润的手段，而这种情况在印度并未发生。印度对水或水资源的文化建构，并不关注如何将其投入到生产某种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之中。恰恰相反，自吠陀时代（Vedic times）起，水就被奉为一种原初的精神象征，而七大河流、尤其是恒河（Ganges），乃是区域性神圣地理的枢纽；因此，全国各地的河床之上遍布着寺庙、圣水池以及重要的祭祀场所。

这些国家在十八世纪的气候史也必须加以更为详尽的研究。例如，已经确证的是，恰恰在英格兰繁荣兴盛的那几十年间，可怕的洪灾与旱灾摧残着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这些水系中迅疾而又部分难以控制的变化，显然加剧了王朝的衰落，但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成果发表，以阐明这在这几十年间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较于英格兰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水系还从根本上影响着健康、生活水平、人口增长，进而影响着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例如在印度，疟疾肆虐成灾，被称为这块次大陆上的「头号杀手」。时至今日，尚无人就十八世纪水传播疾病对全球及各国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后果，提出过一项系统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发展在十九世纪持续推进，英格兰的水系最终被证明无论在运输还是动力方面都成为了一种障碍与桎梏。对于从水力向蒸汽机的转变、以及从水道向铁路的转变所作的比较研究，能够为理解工业革命以及有关现代世界起源的争论提供新的洞见。

本文聚焦于1760年代至1820年代这一时期，开启了一项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计划，将工业革命置于技术变迁、水域景观与治水控制的更为深远的历史之中加以定位。学界普遍认为，正是水系的特性，使得约5000年前最早的河流灌溉文明得以在亚洲和中东兴起。降雨的反复无常、河流强烈的季节性以及泥沙含量，经由人类的干预被转化成了一种优势。借助人工灌溉，大型而繁荣的农业文明得以建立。从印度河（Indus）到黄河，伟大的文明在这些浑浊而狂暴的河流系统所赋予生命的水中崛起，而尤其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以控制和防御为导向的强大治水传统。本文提出，正是那些在数千年间赋予亚洲灌溉经济相对优势的条件，到了十八世纪却变成了一种劣势。同一套有利于农业的水系，使得沿英格兰路线建立以水力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变得极其困难，并扼杀了建立一套高效的全年通航水运体系的可能。

要解释为何西北欧的部分地区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相较于亚洲灌溉文明处于劣势，必须考虑诸多因素，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于：雨养农业的生产率远不及以人工灌溉及肥沃的、富含泥沙的土壤为基础的农业，而且漫长多雪的冬季缩短了作物的生长期以及实现多次收获的可能。世界的这一地区同样发展出了一套治水官僚体系，但其规模要小得多，权力也弱得多。此外，其思维习惯所指向的并非河流控制与防洪，而是水磨与船闸，且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在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些在农业时代早期曾阻碍生产率取得根本性提升的水文条件，反而赋予了欧洲这一地区相较于亚洲的决定性优势。英格兰部分地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西欧部分地区的水文景观，相对易于开发、控制和利用，既可作为运输通道，亦可作为动力来源，这是因为这里拥有大量中等规模的、常年不竭的河流与溪流，它们能够全年无休、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加以利用。十八世纪后期的迅速经济发展，其实已经酝酿了好几代人之久，因为成千上万的磨坊主、工程师和船工对各种技术与机械加以试验和改良，充分利用着欧洲这一地区数不胜数的细小、无泥沙、温和的溪流与常年流淌的水流。通过在叙事中同时纳入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这种对工业革命所作的非还原论分析，使得我们有可能解释其发展所具有的渐进性以及区域性特征。我们由此得以区分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区分原因与前提条件。那些主张唯有欧洲的剥削与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或文化观念与传统，方能解释这一「大分流」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从水社会系统视角探讨非洲的粮食生产

Sun, 28 Jun 2026 00:00:00 GMT

作者：特耶·特维特（Terje Tvedt）与特耶·厄斯蒂高（Terje Oestigaard）

粮食与「农业—水」变率及其关系

本卷将表明，粮食生产（总体而言）以及非洲的历史（具体而言），若不将其置于特定的水系统之中，便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从人类早期的演化史，到未来要养活90亿人口的全球性挑战，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复杂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然或人工灌溉土地上的剩余农业产出所创造的财富；而上个世纪那场革命性的人口增长，则归功于更高效的粮食生产——而这一点（在许多关于「绿色革命」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其前提又在于对水资源大幅增加且方式各异的利用。因此，为增加粮食生产而对水资源及水管理形成的未来压力，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如今，已很少有人再抱有1970年代初那种普遍的乐观——当时世界人口达到40亿，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宣称「十年之内不会再有孩子饿着肚子上床睡觉」。随着发展的持续推进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满足全世界对粮食、进而对水的需求，将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当然，贫困与粮食、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非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旧约·创世记》41章30—32节中，记载了那则著名的、源自法老时代埃及的故事：

埃及全地必有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起七个荒年，埃及地先前的一切丰收都要被忘记，饥荒必使这地耗竭。因那随后而来的饥荒甚大，先前的丰收在这地便无人记得了。

接连七个丰年之后又是七个荒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应作隐喻来理解：它凸显出，即便是农业生产中最富庶、最肥沃、能在丰年创造巨额财富的地区，一旦那赖以维生的雨水或一年一度的洪水失约或不足，又或在不利于耕作的时节降水过多，也可能陷入粮食不安全与饥荒。《创世记》中的这则故事，也应被视为当时人们关于水（尤其是尼罗河水文循环）之知识的一种表达。他们懂得水与粮食、生与死之间的关联，也知道尼罗河的水量从不固定，会周期性地剧烈变化并带来严重后果；只是在当时，他们尚无任何手段去掌控这些水。从长时段的视角看，这则《圣经》中的预言，可被视为对一种或可称之为「水不安全时代」的焦虑所作的注脚。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未来水文景观的不确定——是会有更多干旱还是更多洪涝，海平面是否会因冰川消融而上升——占据主导，并对粮食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据预测，世界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长到2030年的83亿、2050年的91亿，而粮食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60%。目前估计，尽管全球的粮食总量足以养活所有人，世界上仍约有8.6亿人处于饥饿之中。据测算，单就总量而言，到2050年的粮食将足以养活90亿人。在非洲，人口预计将从如今的约10亿增加到2050年的20亿。经济增长与个人财富的提升，使得饮食结构从以淀粉为主转向肉类和乳制品，而后者需要消耗更多的水。生产1公斤牛肉所需的水，可能是生产1公斤谷物的五倍。因此，不仅是人口增长，全球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也给用于粮食生产的水资源带来了更大压力。尽管如此，也有人断言：并不存在粮食危机，存在的只是公平而高效之分配的危机。我们将论证：这固然是一个分配与市场效率的问题，但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粮食生产不足，并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变量，因为全球各地在「农业—水」变率以及「粮食—水」系统上存在着极端的（且在未来仍属未知的）差异。

几乎没有哪个话题，像粮食生产体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样，被如此广泛、如此长久地讨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农业是文明的起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若没有剩余粮食生产，阶层分化的社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出现。全世界史前时期的整个年代序列，都是以农业为基础来划分的。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于尔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于1836年提出了「三期系统」，将过去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划分依据的是所用工具的原材料，而与不同的生计方式——狩猎采集抑或农耕——并无直接关联。1865年，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将石器时代进一步分为两类：较早的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和较晚的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特征，而农业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关于农业起源的争论中，至关重要的是动植物驯化的问题，以及它与利用非驯化物种、程度不一的定居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关注的重点既不是工具的原材料，也不是总体的生计方式，而是不同的粮食生产方法及其与「农业—水」变率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我们认为，农业史的重大分期可以建立在此类「农业—水」关系的转变与差异之上。

粮食生产是对自然与人工水文景观之地方与区域特征的一种适应。小麦与稻米、山羊与骆驼、鱼类与禽类——它们各自因对干旱和涝渍土壤的耐受程度、水的盐度高低、水流速度等而在不同的水文景观中繁盛。在许多地区，降水是粮食生产用水的最终来源；因此，水在地表景观及农田中流动方式的季节性变化——一年一度的降雨或洪水，何种类型的水在一年中的何时缺席或出现，雨养河流的流量过程线——构成了粮食生产的自然前提。半干旱地区或沙漠中的游牧社会，其结构不同于生活在湿地地区的农耕与渔业社群。这种差异极易观察，但与此同时，它也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而普遍的现象：水与社会在型塑粮食与农业生产时的交汇，究竟应如何加以把握？

尽管「农业—水」关系往往型塑着粮食生产体制，但不同的粮食系统也内在地交织于任何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前提，影响着人们种什么、如何收获，也影响着什么在文化上被接受为食物。过去的社会发展，并不仅仅关乎维持生计，或为交换、贸易而进行、从而供养精英阶层的剩余生产：生产方式本身以及所生产的食物种类，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轨迹。那些往往随时间不断被改造的特定水文景观，促成了某些特定农业活动、耕作制度、地块规模以及作物间互补关系的形成。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某些类型的社会与粮食生产系统。因此，所有长时段的农业史都可以在「农业—水」变率的视角下得到富有成效的分析，因为这些关系与相互联系从根本上一再地创造并重塑了农民作出选择、施展能动性的情境。

然而，水与粮食之间这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迄今尚未在历史的、比较的视角下得到深入探讨。本卷旨在为这一进程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为加深对水与粮食系统的理解，本卷聚焦于作为生计策略与经济过程的各种粮食生产形式——从个人层面，到国家组织，再到一国之内乃至跨越国界的分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为何聚焦非洲的粮食与水？

之所以选择非洲这片大陆作为本卷探讨水与粮食的焦点，有若干原因。不仅现代人类的演化史始于非洲，而且许多农业创新也是在非洲大陆上、在与更广阔世界的关联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水与粮食系统的许多最重要的普遍实践与过程，都可以在非洲得到研究：古往今来的狩猎者与采集者，从小规模到工业化规模的渔业，雨养农业与灌溉，游牧与畜牧，毁灭性的干旱与洪涝，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减缓，地方土地保有制度与殖民治理，独立以及对市场自由主义的适应，还有从单个家庭到国家乃至更广阔世界各层级之间的互动与依存。

尽管焦点在非洲，但这些案例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水—粮食关系同样具有意义。由于这片大陆及其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非洲具有特殊的当代意义。在1960年代初，非洲大体上还能实现粮食自给，但自那以后，粮食安全状况便有所下降——尽管各区域间存在差异。因此，本书致力于重建粮食生产史，并将其与水的变率、可得性及其管理联系起来，而这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方面，对水与粮食体制之间相互联系所作的历史分析，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若不采取历史的视角，不对地方与区域的水文景观以及不同的水—社会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便无法充分理解非洲当前及未来的粮食挑战。

因此，本卷将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审视非洲粮食生产的历史：从一万年前的狩猎采集者，到今日大规模的外国农业投资；从雨林到沙漠等一些最为极端、迥然相异的气候，以及介于这些极端之间形形色色的环境与水资源状况，包括湖间地区（Interlacustrine region）的诸大湖；从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到埃及的三角洲与地中海，从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到西部的摩洛哥。

对非洲的理解陷入了一个悖论：就自然资源而言，非洲是一片富饶的大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至今仍象征并体现着贫困与粮食不安全的大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仍在持续的饥饿面前面临巨大挑战，而饥饿在农村地区最为普遍。农民与小农约占非洲劳动力的65%，但在过去数十年里，农村地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家庭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农业的营生，如贸易、手工业、渔业、林业以及其他小规模活动。这些转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改变了粮食生产体制。

有人论证说，从理论上讲，非洲用于自身粮食生产的水与粮食绰绰有余，甚至有人宣称非洲有潜力养活世界其他地区。因此，非洲的水与粮食的历史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数千年来它饱受长期粮食不安全与气候变率之苦；另一方面，它也孕育了重大的农业文明，包括古埃及与努比亚文明，并曾向大陆之外输出粮食。正如本卷所揭示的，近几十年的粮食不安全并非新现象；纵观历史，从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历经各大文明、殖民时期，直至今日，粮食安全的程度始终参差不齐，而与此同时，非洲的水与土地也曾产出大量剩余与财富，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体制下使大量粮食得以输出到大陆之外。因此，在历史与比较的脉络中理解非洲的水与粮食，或可为我们带来新的洞见，去认识粮食系统从早期人类到当今全球化世界所面临挑战的演变历程。

水系统视角下的粮食

本卷呈现了若干来自非洲历史的案例研究，并提出了运用「水系统」方法分析粮食生产体制的方法论与理论论证。出于若干原因，这一术语应与「生态系统」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相区分。（A）对水的关注意味着，「生态系统」一词被界定得过于宽泛，因为生态系统几乎无所不包，以致在经验层面上几乎不可能去研究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所有生态系统都依赖水，所有农业社会都需要管理水，水便成为一切粮食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因素，同时无论是在动植物方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它在经验与分析上都更易于「追踪」。（C）水系统方法并不把整个社会世界或物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视为一个处于不同程度（被扭曲的）均衡状态的统一体。相反，它更关注水文景观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水文景观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悖论。（D）更具体地说，水系统方法触及了自然—文化二分法的核心，因为水并不会在「自然的」与「社会的」之间发生转换——它本就可以同时兼具二者；而通过明确并界定探究的领域、提出分析的视角，这一方法使得超越决定论与建构论的进路成为可能。作为一种鼓励对水文进行历史研究、鼓励水文史与水文考古学、并重视物质世界以及水系统之物理层面及其与社会和行动之关系的方法，它也有别于所有那些只关注社会层面或社会变量的系统理论。

水系统方法或可开辟理解这些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它由三个层次构成，而这三个层次应彼此关联地加以分析：

物理的与自然的水文景观；

对不同水系统的改造与适应；以及

特定地方关于水的文化的、工具性的与宗教的观念。

使用水系统的「第一」「第二」「第三」层次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任何按重要性或类别排序的等级；它们是彼此独立、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关联的层次。划分这些不同层次，意在指明一种分析性的方式，以便在承认水同时既是文化又是自然的前提下，分别处理并讨论复杂的自然—文化关系，而不致落入生态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的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本卷的所有章节都涵盖了这三个层次，只是在分析与实证的讨论中各有侧重。某些方面会针对水系统中各自的层次而被着重论述，但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所有章节其实都可以用来例示全部三个层次。因此，尽管这些层次在分析上、经验上和理论上彼此独立、各具特色，它们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却是相互整合的——这正是本卷将力图加以阐明的。

第一层次：物理的与自然的水文景观与粮食

这一方法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且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如此存在——尽管人类也可能显著地改变自然界（参见第二层次）。如今，气候变化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样一种前提：将自然视为深受人类影响，因而并非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一开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方面。第一，当气候科学家从南极冰层中采集可追溯数千年的深层冰芯样本时，这些样本所呈现的，是未受社会影响的自然与水文景观的写照。第二，尽管对此加以解释和理解，当然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类水体在我们理解它们之前从未存在。恰恰相反：正因其「未受影响」，它才成为既有助于理解气候、也有助于理解社会的相关数据。第三——从水系统的视角看，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关系到如何分析人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就我们今日所知，作为水文循环之组成部分而在地球上循环的水量，基本上是恒定的。这就是作为独立于人类之外在自然的水；气候变化或许会影响在何处、何时会有更多或更少的水——以降雨、洪水或冰川消融的形式出现——但在大气中循环、在地球上存在的水之总量始终不变。或者再举一例：人类可能污染、毒化一片原始湖泊，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使水「文化化」或「去自然化」——它依然是外在的自然与水，只是从人类的角度看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这水最终将逃脱人类的控制与影响，主要是因为太阳会蒸发水，而水随后又以洁净之水的形式回归。人类有可能对自然与水文景观（往往是剧烈地）施加影响，从而也影响着社会与水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会使作为自然的水成为已成过往之物。水文循环仍然是一项外在的物理事实，而水—社会循环——即水穿行于各个社会的方式——既影响着它，也受其影响。在这一层次上的分析，举例而言，可以致力于重建：在从沙漠到热带雨林等各异且不断变化的水文景观中，不同的粮食系统如何在历史的不同节点上催生了某些适应方式与技术创新。诸如「水带」（water zones）这样的概念，关注的正是水文景观的系统性差异与动植物群以及农业粮食体制之间的此类关系。

弗里乔夫·鲁登（Fridtjov Ruden）通过分析非洲巨型含水层（mega-aquifers）的作用与重要性，凸显了水作为外在自然的这些面向，同时也凸显了人类严重污染原始水体的能力。水外在于人类而存在，而这对于非洲的未来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潜力。据估计，在撒哈拉之下，约有全球5%的淡水蕴藏并储存于深层巨型含水层之中。其中一些深层水体的年龄可能超过100万年，早于人类的出现，并在最近被发现之前一直独立于人类而存在。整个非洲遍布着蕴含隐匿水体的大型含水层，而尚待发现的很可能还有许多。若能妥善开发、审慎利用，这些巨型含水层或可为长远保障非洲未来的用水需求作出重大贡献。然而，在许多这样的地质环境中，巨型含水层之上往往还存在大型石油储层，而石油开采所造成的污染，可能令这些原始水体永远遭到污染，引发规模空前的生态灾难。

以长时段的视角看待粮食生产，或以水文史与水文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粮食生产，便会清楚地表明：要紧的是，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而言，水之有无都是一种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当干旱袭击非洲大陆、那赖以维生的雨水迟迟不至时，这是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去应对的一种外在自然——无论它是自然年际降水变率的一部分，还是因人为气候变化而加剧。无论是由连年无雨所致，还是由无常而毁灭性的洪水所致，纵观历史，在适于耕作的恰当时节，用于粮食生产的水过多或过少，都关乎丰足抑或饥荒、生抑或死。物理的水世界，是人类生存与适应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水世界始终在变——或作为自然变化的一部分，或因气候变化与干旱而加剧——并在历史上一再地困扰着这片大陆。

马塞尔·鲁滕（Marcel Rutten）分析了马赛（Maasai）游牧民及其应对干旱的适应策略，尤其是2008—2009年肯尼亚的那场旱灾。据估计，一名马赛人若要靠牛奶与牛肉为生，约需人均拥有十头牛；而在2008年，这一比例为1∶5（即人均仅约五头牛），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增长。牛的数量取决于降雨，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也影响着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水文干旱与气象干旱是以降水量和可用水量来作科学界定的，而马赛人对干旱却有着由文化所界定的认知：他们将雨水的失约与饥饿联系在一起，因为牛会变瘦、产奶减少，食物的匮乏会给畜群与人都带来危机，继而是牲畜的灾难，最终导致死亡。在2008—2009年的旱灾中，多达90%的畜群遭受损失，尽管许多牛并非死于干旱本身，而是死于疾病。因此，干旱并不仅仅是水的缺失，而是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叠加的因素；这些因素催生出极端的适应策略——为寻找水与草料而进行大范围的迁徙——并对社会生活与福祉产生严重影响。

在邻国，特耶·厄斯蒂高（Terje Oestigaard）探讨了2011年东非的旱灾，那场旱灾影响了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南岸的苏库马（Sukuma）农耕者。这场旱灾波及多达1300万人，据估计坦桑尼亚有50万人受到影响。依赖于无常而难以预测的雨水，是一场赌博：农民承受不起在「种什么、何时种、在哪块地里种」上做出错误决定，然而他们仍不免如此。然而，一旦雨水失约，一切策略都将归于徒劳。游牧者好歹还有一条出路——无论这条路多么微薄、多么狭窄——即赶着牛群到别处去寻找水和食物，而农耕者却没有。正如一位农民所言，人无法搬动土地——农民只能守在他们土地所在之处，等待降雨。然而，农民和游牧者一样都需要钱来买食物，而在干旱时期，这改变着社会结构。既然他们无法搬动自己的土地，他们便可以让自己迁移。当钱成为关键时，外出务工便是一种选择；尽管市场经济给雨养农耕者带来了别样的限制，但纵然有种种苦难艰辛，这场当下的旱灾被认为比1980年代初的那几场更容易熬过去——在那时，即便手里有钱，也更难买到食物。

这两场旱灾在多大程度上因气候变化而恶化，尚有争议，但人们普遍预期，当前气候变化的挑战对非洲的冲击会甚于其他大陆。这必须从水的视角来理解，而这种未来脆弱性的加剧，是有其水文上的原因的。尽管水文波动始终存在，但这种年际间的变率与可得性在非洲更大、更难预测，而这在历史上催生出了极其强韧的韧性与风险管理策略。这一点可以通过降雨的变化来说明，不过并不仅仅体现在降雨毫米数的多寡上，因为雨季本身在不同大陆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例如，在亚洲部分地区，季风带来了比非洲大部分地区更为水量充沛的农业，从而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型塑了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那个独特条件，是即便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也存在巨大的农业生态变率：一个村庄可能雨量充足，而毗邻的村庄却不然，如此等等。鉴于「生态」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含着对「自然」的众多理解与诸多面向，我们宁愿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术语：农业—水变率。这一术语将注意力引向水在不同粮食生产体制中的作用；而以它作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作为某种方法论上的切入点，那更为宏观的农业生态变率或许会更易于重建与分析。

单从降水来看，从每年降雨量高达5000毫米的热带雨林，到撒哈拉沙漠中连年几乎滴雨不下的地区，非洲的农业—水变率是极端的。但非洲的农业—水变率并非一种梯度——并非降水量从雨林到沙漠递减、从5000毫米渐降到0毫米；倘若果真如此，其可预测性与可适应性本会相当直截了当。如果说关于降水的统计平均值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某一年的实际降雨几乎从不等于平均值——它多半会朝某个方向走向极端。换言之，几乎从来就没有「正常」的年份；无常而难以预测的降雨模式，反倒成了「常态」。此外，全年的降水总量未必总是最切题的衡量指标。若有两个雨季——长雨季与短雨季——那么对农耕者而言，根本上要紧的是：恰当数量的水在恰当的时间到来。尤其是雨养农业，对无常的降水模式极为脆弱。倘若雨水失约，或在不利于耕作季节的错误时节降水过多，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且，过于密集的降雨可能毁掉作物，因为作物也需要阳光；而那种完美的平衡——几天的大雨与小雨，继而阳光，再来一场恰到好处的好雨，如此往复——是无人能够预测、农民却赖以获得丰收的种种参数。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的，实际降雨也可能极具地方性，哪怕在很小的区域之内亦然。其结果是，不仅「种什么、何时种」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连「在村庄内的何处种」也是如此——这催生出了一套套「多地块」的做法，旨在预判并降低风险。在把非洲大多数粮食体制与诸如亚洲的发展及「绿色革命」相比较时，理解这种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农业—水变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至关重要。

对何种类型之水的依赖，也与特定时期的技术创新相关联，造就了各异的机遇与各异的社会发展；而在干旱环境中，临近绿洲与河流所提供的种种可能，不同于对那赖以维生之雨水的依赖。史前的生计与居住模式，与对不同水体的适应及其特定利用，呈现出强烈的相关性。

埃琳娜·A.A.·加尔切亚（Elena A.A. Garcea）从考古学的视角，分析了北非与西非半定居的采集者，时间上溯至一万年前。那是一个发生着巨大生态变迁的时代。在距今7400至8500年间的两个时期里，巨乍得湖（Lake Mega-Chad）的最大水面面积约达340,400平方公里。尽管如此，这些半定居的狩猎—捕鱼—采集者却生活在易旱地区，而沙漠中的采集者则沿着主要水体形成了以水生资源为基础的生计模式。将位于今日苏丹尼罗河沿岸、相距仅20公里的两处遗址，与撒哈拉中尼日尔泰内雷（Ténéré）沙漠里的一处遗址相比较，其聚落模式在适应方式上显示出明显差异——在干旱环境中，那形形色色的水体宛如「海中之岛」。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总在迁徙——他们确实如此——但在干旱环境中，其生计策略也更为复杂。对水资源的获取与临近，使得人们得以在领地经营和半定居聚落上投入更多——长期连续居住所形成的厚厚文化层即是明证——其中也包括了更为笨重的工具与器物，如不便携带的陶器和磨石。

路易丝·贝尔蒂尼（Louise Bertini）则从另一个视角——即古埃及的养猪实践——来探讨对变动不居之尼罗河的依赖与适应。到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之初，驯养动物已占动物遗存组合的50%以上。在古埃及，牛备受珍视，但聚落遗址中的猪骨遗存表明，猪是最常见的驯养动物之一。猪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并因其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免于征税。通过对猪牙齿之牙病缺陷的细致分析——因为牙齿的生长是不同程度之压力（包括环境压力）的一种指征——可以辨识出两种不同的养猪方式：自由放养式与常年圈养式。尤其就自由放养的猪而言，牙齿生长的差异，揭示出与尼罗河水位涨落（洪水偏高或偏低）所致生态变化相关的不同压力因素，这些变化影响着猪的生存环境与觅食范围。农业发展的程度固然可能决定养猪实践的规模，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每年实际的洪水——以及由此而来的猪及其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可以作为古埃及农业适应之脆弱性的一项指征；尽管洪水年年都会到来，其水位却高低不定。

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将使我们得以阐明：在研究各个社会的发展轨迹时，为何超越许多社会科学中固有的社会还原论至关重要。约翰·W.N.·坦佩尔霍夫（Johann W.N. Tempelhoff）以长时段的视角（公元200—1850年），分析了南部非洲在水、迁徙与定居方面的历史。在19世纪后期，移民开始意识到水的短缺，并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这片次大陆正处在走向死亡、逐渐「干涸」的过程之中。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坦佩尔霍夫揭示了变动不居的可用水量何以是土地价值的关键所在，并展示了水如何既为社会发展创造机遇、又施加限制。由此清晰呈现的，是在各个社会中人们以非还原论的方式适应那不断变化之水世界的种种途径——从狩猎采集者的迁徙模式，到大津巴布韦文明，皆是如此。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关于社会随水而兴衰的叙事。恰恰相反，它讲述的是可用水量如何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智慧由此造就了富有韧性与抵抗力的种种过程，而某些结构与社会的崩溃，又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催生出新的发展形态。

从另一个视角，安德鲁·奥格尔维（Andrew Ogilvie）、让-夏尔·克拉内（Jean Charles Clanet）、乔治·塞尔庞蒂耶（Georges Serpantié）与雅克·勒莫阿尔（Jacques Lemoalle）分析了整个20世纪尼日尔河流域的水与农业。纵观这一世纪，干旱始终是一个程度不一、反复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水量充沛的南部地区，过于湿润的气候又制造出别样的麻烦，比如侵袭牲畜的采采蝇。天气波动的无规律性以及对年度降雨的依赖，型塑了人们的生计与养畜方式。萨赫勒半沙漠草原上的游牧牧人，一方面要兼顾畜群对水和食物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付出体力去寻找何处有水和草料；而农耕者则力图通过作物的多样化来降低脆弱性。但是，当连续数年雨水失约时，其后果便是严重的饥荒，如1972—1973年和1983—1984年的萨赫勒饥荒。然而，雨水的失约反倒可能——至少在初期——令河流中产生更多的径流，这看似自相矛盾。自197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与地表覆被的变化（包括森林退化）降低了土壤的持水能力，其结果是：尽管降雨减少，萨赫勒部分集水区的径流反而增加了。

作为最后一个例子，拉斐尔·齐曼加（Raphael Tshimanga）分析了刚果雨林中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在热带气候中，雨林一般被界定为年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的区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雨林中终年水量充沛，齐曼加却表明，即便在雨林之中也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并影响着人类的适应。这些季节里降雨分布不均——相对而言，甚至还存在旱季——型塑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与生计模式。适宜且为人们所偏好的、用以猎取某些类型猎物的季节，取决于雨水。在其他季节，采集则是占主导地位的生计方式；而生态上的地方性差异，即便在雨林这样多雨的地区，也造就了特定的机遇与限制。

本卷已指出了非洲大陆降水模式在年与年之间的一些极端变化，它既影响着河流泛滥的年际波动，也影响着同一地点一年之内不同季节的状况。本卷还展示了那真实的、自然而物理的水世界中某些极端的变率与难以预测的变化，以及它如何影响着乡村生活。在从沙漠到热带雨林等各异且不断变化的水文景观中，不同的粮食系统在历史的不同节点上催生了某些适应方式与技术创新。我们认为，诸如「水带」这样的术语，将有助于分析粮食体制的种种模式，以及各「水带」之内特定的农业—水变率——同时始终承认，这些适应性的创新与发展，也是特定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水带」的变化与波动模式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这一术语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在水的视角下分析粮食的第二个层次：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

第二层次：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与粮食生产

就粮食生产而言，人类对特定水文景观的改造——从最微小到最宏大的干预——都至关重要；但无论在非洲还是别处，分析这些干预如何为物理水文景观的结构属性所框定、所影响，都极为重要。在今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90%的农业是雨养的；尽管雨水自天而降，水文景观却仍须经过密集的改造，方能确保丰收。这种对季节性降雨的唯一依赖，使得为求丰收而对田地作最充分的准备成为必需——从翻耕土壤，到整个生长季对田地的悉心照管。对单一的、有时变率极高的水源的依赖，可能要求对田地与水文景观作更为密集、更为彻底的改造，因为丰收与歉收之间的那道界限——它取决于变化无常的雨水——无异于在悬崖边上保持平衡。

为大面积农业而改造水文景观的最常见形式，便是灌溉。马修·V.·本德（Matthew V. Bender）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上查加（Chagga）农民的传统灌溉系统。这一灌溉系统曾被早期殖民者赞誉为本土智慧的结晶，但自1920年代起，它却被视为浪费水的，甚至被认为加剧了平原地区的缺水。到20世纪之交，约有8万人生活在这座山上；尽管此山以顶峰的冰盖而闻名，缺水与无常的雨量波动却很普遍，而那以沟渠为基础的灌溉系统，正是对水之难测本性的一种精妙适应。殖民者对这一灌溉系统看法的转变，缘于若干因素：发生了数次持续的旱灾，美国的「黑色风暴」（Dust Bowl，1930—1936年）令人担忧这座山会变得更加干旱，人口增长给资源带来了更大压力，而在用水问题上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英国移民曾力图改造乞力马扎罗山的水利体制，而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延续了这一政策。但这种农业实践的韧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存续；而其在今日的衰落，主要源于土地短缺、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山外的就业机会，而非源于集中化的政策。

尽管非洲全部可行的灌溉潜力中，得到充分开发的只占有限的一部分，人们却普遍认为灌溉可能的扩展空间是有限的。然而，对各种统计数据应审慎看待，因为在大面积集雨技术、传统灌溉与全规模的工业化工程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在全球范围内，约有20%的耕地是灌溉地，这些土地生产了全世界40%的粮食。与雨养农业不同，灌溉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坝。在1945年至1990年间，非洲为灌溉与发电之用建造了1000余座大型水坝——即坝高至少15米、或库容达3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水坝。其中许多水坝纯粹是为水力发电而建；而在那些属于多用途水坝的情形中，围绕着应将多少水用于发电（工业）、多少用于农业（灌溉）、又应在一年中的何时使用，往往存在着张力与国内的内部争论，这直接影响着整体的农业生产。

皮埃尔·莫朗（Pierre Morand）、法莫里·西纳巴（Famory Sinaba）与阿瓦-尼昂·法尔（Awa-Niang Fall）研究了尼日尔河内三角洲传统的渔民、牧人与稻农社群，以及主要因近来修建水坝而导致的洪水减弱所带来的后果。在该三角洲，存在着所谓的「社会—生态系统」：不同的族群各自专精于不同的食物产品——奶、鱼与稻米。牧人、渔民与农民之间的这一系统虽不平等，却使得在同一生态系统中利用不同资源的各群体之间得以合作与交换。所有这些生产系统都依赖于每年的洪水，而上游的若干水坝建设削弱了这场洪水。据估计，洪峰期间水位每下降1厘米，便意味着约65平方公里的淹没面积之损失。目前，现有的水坝已造成1200至2850平方公里淹没面积的损失，而随着新水坝的建成，预计这一损失将增至3500至6500平方公里之间。因此，渔民、牧人与农民都因洪水的减少而以不同方式受到不利影响；尽管水坝带来了水力发电与灌溉，但这恰恰凸显出一个事实：大型水利工程无论好坏，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后果。

毛里茨·W.·埃尔森（Maurits W. Ertsen）探讨了法国在西非的殖民灌溉规划与工程，并展示了这些工程从早期的构想与规划、直到今日其继承者所处的全球脉络及其影响。自19世纪初起，法国的殖民行政官员受其在湄公河流域之经验的启发，在塞内加尔开发灌溉工程。基于在塞内加尔取得的成果，法国人确信，在马里境内尼日尔河的中央三角洲，可以开发出规模更大的工程。法国的工程师曾考察并借鉴了英属印度、以及后来苏丹的杰济拉（Gezira）灌溉工程，意图把尼日尔河变成一条「法兰西的尼罗河」。这些灌溉工程虽不及其英国同类那般成功，但其目的不仅在于法国为出口经济作物而进行的殖民剥削，也在于满足殖民地的粮食需求，并充当法属西非的粮仓。独立之后——包括1980年代起伴随发展援助方与市场自由主义而来的那一时期——这些殖民工程的总体结构得以延续，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05年起，这些昔日的殖民灌溉工程被分配给本国与国际投资者，成为被称为当前「土地掠夺」或「土地征购」浪潮的一部分。

转向另一片法国殖民区域，布罗克·卡特勒（Brock Cutler）研究了现代马格里布的城乡关系。正如在非洲许多地方与区域所常见的，水之有无不仅关乎水文参数与降雨模式，也实实在在地取决于地面上的人造工程——它们是某些明确政策的一部分，无论这些政策是否出自殖民。此外，水、粮食与资源常常被从农村地区调往城市地区。通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历史实例，卡特勒表明，最切题的问题未必总是水的总量，而是谁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来控制并调配水。自法国殖民时期以降，水一直被引向城市地区，而即便在城市之中，也只优待城镇的某些区段，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及农业的用水需求却被边缘化。在20世纪，这一做法在现代化的框架下被进一步推行；其中的难题在于：尽管农业一直是最大的用水者，它所养活的人口却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爆炸式的城市增长又要求更多的水。

这指向了一个事实：水始终在被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或以水的形式，或以粮食的形式。尽管罐子、陶器以及今日的塑料瓶与便携水桶（jerry cans）常被视为简单的工具，但它们在水与粮食的分析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小农农业主要是女性的领域，而挑水通常完全是女性的活计。此外，家庭中的备餐与烹饪，传统上也是女性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性别关系牵涉于各个层面，也指向了农业与粮食生产的结果：食物及食物的消费，乃至食物的再分配与长距离运输——无论这些交换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还是仅仅为换取现金而出口。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运输食物的各种手段与技术，也必须被纳入水系统方法的这第二个层次之中。食物可能由人顶在头上步行运送，也可能经由长途运输——驮在骆驼背上、装在沿主要水路航行的船上、或装上现代的卡车乃至飞机——把农村腹地的偏远地方与全球世界连接起来。

尽管一谈到农业生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粮食，但纵观历史，水与土地也为其他类型的收获——非粮食物品——提供了资源；倘若水与土地资源有限，这些收获有时便会与粮食生产相竞争。这便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水与土地有何用途，以及粮食系统如何成为依赖于同一资源的其他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殖民时期的种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棉花生产——这类农业实践一直延续至今。花卉的栽培，是另一种高度耗水的实践。格塞塞·德西（Gessesse Dessie）聚焦于一种鲜被讨论的农业生产类型，即将水与土地用于（生产）毒品。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恰特草（khat，又称阿拉伯茶）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在小农当中，恰特草的种植约占其平均土地持有量的20%，是迄今为止利润最丰厚的经济作物，也跻身最重要的五大创汇来源之列。恰特草的种植高度耗水；以恰特草取代粮食，一方面意味着热量产出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从而可能保障粮食的购买。因此，以毒品取代粮食，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提高单个家庭的粮食安全。

在埃塞俄比亚，面向国际市场的恰特草种植是埃塞俄比亚小农的一种家庭层面的策略；而在非洲大陆，近来还有另一种大规模发生的进程，它被冠以「土地掠夺」之名，或以更中性的说法称作「土地征购」。这些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国，尽管与之并行的本国投资也在日益增多。阿塔基尔特·贝耶内（Atakilte Beyene）与埃米尔·桑德斯特伦（Emil Sandström）概述了近来非洲的土地与水征购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尽管媒体与学术文献中的估算各不相同，但一项深入的调查显示，实际数字很可能远低于此前的报道，而在2007至2014年间，非洲的土地交易约涉及2000万公顷。此外，意向中的交易与实际运作的交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他们的讨论中，二人聚焦于水的问题。作为土地交易一部分而种植的作物大多是耗水的，但近来已逐渐转向更加注重粮食生产，而非例如生物燃料作物的种植。大规模投资往往需要灌溉以保障投资者的利润；尽管这些交易大多并不透明，水的问题却是外国（及本国）土地征购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这又常常因土地法律的变更而被推波助澜。

经济利润的动机，是近来诸多农业发展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本国与国际的行为者投资于非洲的水与土地，以便向大陆内外出口粮食与经济作物。尽管粮食一向被整合进再分配、交换与买卖的领域，农产品却日益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商品而被交易，进而对非洲水与土地的投资产生影响。这些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抑或危及了非洲的粮食安全，仍是一个持续的争论；但越来越多最肥沃的农业土地，正被用于种植供出口外国的经济作物，而非用以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农业所用之水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流出非洲。

因此，分析粮食生产体制与水之关系的第二个层次，由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以及对不断变化之水世界的适应所构成。这既包括依赖雨养农业之地区对田地的整备与翻耕，也上达为大规模灌溉工程供水的巨型水坝。它还包括从小小的陶罐与鱼钩，到大型工业化渔船、机械化耕作与施肥工程，以及大陆内外的种种运输方式。这一切实践与器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联着那真实的物理水文景观，以及人们在所有时代改造其真实水世界、并适应于它的种种方式；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由观念与法律所建构、所支配的社会与政治脉络之中。

第三层次：关于水与粮食生产的观念与管理概念

显然，一切人类活动与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社会、文化、政治与宗教的范畴。水系统方法的第三个分析层次，所探讨的是与水相关的种种实践得以发生的社会与人文脉络。用锄头翻耕土壤，是大多数小农共有的一种实践，它既是对水如何流经并穿过田地的一种适应与改造；但在需要降雨之时向神灵祈雨，同样属于可在这一分析视角下加以研究的广泛实践之列。这些社会实践，或许嵌入于数百年之久的传统与信仰体系，或许嵌入于现代的概念框架。那赖以维生的雨水，曾与祖先和求雨仪式紧密相连，曾被视为基督教上帝或安拉所赐的珍贵礼物；而雨水的缺席，则曾被看作神灵（或祖先）对社群中罪行的惩罚，或被看作人为气候变化的结果。种什么、从而需要何种水管理——是供家庭食用的粮食，还是供出售的经济作物——这样的选择，也取决于种种因素：个人的口味与偏好，进入市场的渠道，经济上的压力（例如有多少孩子在上学），聘礼，以及大家庭中的种种社会义务，如此等等。

传统农耕还受到法律以及土地与水之管护的规约。土地保有，是管理与使用土地的习惯性做法，也是土地如何世代相传、或在家庭、村庄乃至更大范围之内与之间被共享的方式。从国家的角度看，土地保有制度未必是正式化的；而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国家才是一切土地的最终所有者。然而，习惯性的做法界定着使用权，而这些使用权往往嵌入于大家庭中的其他社会关系之内。获得土地与自然资源至关重要，但在许多习惯制度中，引入自由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未必适用，而数百年之久的传统规约着谁能取得何种类型的水与土地。

无论何种情形，在人类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背后，关于在何处、何时、由谁来种植什么，乃至于尤为重要的——应由谁在哪些区域、于何时充当消费者——这样的种种决定，都深深嵌入于文化、社会、政治、法律与宗教的领域之中。这些并非粮食生产所处的晚近条件或脉络，因为纵观历史，一切粮食生产的过程，都深深植根于规约着社会与政治组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法律结构，并为之所型塑。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或可从不同的视角来例示这类历史性的结构与过程。

凯瑟琳·布卢安（Katherine Blouin）探讨了一种普遍持有的看法，即尼罗河三角洲在古代与罗马时期是一座粮仓。与尼罗河谷的9900平方公里相比，该三角洲的面积约为26,000平方公里。与上埃及较为干燥的环境相比，三角洲潮湿的环境使得书写的莎草纸文书较为稀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史料存世，它们表明：当地高度发达的水管理实践，与一套由国家组织、监管并整合税收、仓储和运输设施的系统结合在了一起。农业用地被划分为三类：谷物耕地（粮田）；葡萄园与园圃；以及牧场——它们无不与当地的生态、以及尼罗河每年淹没这些地区的方式相关联。谷物种植是主要的农作，占可耕地的90%以上；而那些不甚适于谷物种植的地区，则被密集地用于其他作物与畜牧。这种大范围的集约化与多样化的结合，印证了三角洲在古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支持了它不仅是该地区、也是罗马帝国之「粮仓」这一说法。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分析了近代早期奥斯曼时期尼罗河与粮食出口的作用。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之后，埃及便成了整个奥斯曼帝国主要的粮食供应来源与粮仓。奥斯曼人对控制并维护埃及的灌溉系统有着特殊的兴趣，并从中获利。埃及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为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权力之筋骨注入力量的能量，使其得以掌控摩洛哥、叙利亚、也门等各个行省。埃及谷物的首要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其后便是麦加与麦地那。每年在麦加举行的朝圣与节庆——朝觐（hajj）——的食物供给得到了保障，而埃及正是其主要的供应者。这一至关重要的宗教朝圣对帝国的现实意义，从一个事实中可见一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最受信任的官员之一，去监管在埃及进行的相关事务与运输。因此，尼罗河水与埃及肥沃的田地提升了奥斯曼人的粮食安全，使帝国得以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掌控广袤的疆域。

政治与权力关系在粮食生产中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托比亚斯·哈勒（Tobias Haller）探讨了制度与权力关系在非洲洪泛平原的水治理与粮食韧性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洪泛平原与湿地往往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殖民时期它们未曾受到当地社群的管理。地方性的制度规约并控制着：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谁能为何种目的使用何种类型的资源——例如饮用、捕鱼、放牧、野生动物、林业与灌溉。今天我们或许会称之为一种可持续的用水方式；但其目的原本只是保障生计、降低风险——尽管其结果确实被证明是可持续的。因此，与哈丁（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相反，公共池塘资源并未被耗竭。然而，随着殖民国家、以及后来独立国家对这些资源的集中控制，这些资源的归属与所有权被从当地人手中剥离，他们再也无法延续那为众人福祉而保护并保全其公共资源的习惯性做法。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与哈丁的论点相似的局面：人们开始表现得仿佛水和资源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自由取用的；而鉴于对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地方传统与制度的弱化，人们开始尽其所能地攫取利益，且最好是抢在所有人之前。

从另一个视角，托尔·A.·本雅明森（Tor A. Benjaminsen）分析了马里境内尼日尔河「拐弯」地带沿岸的土地利用动态。这片地区历史上一直人烟稀少，以畜牧业为主。人们普遍认为，萨赫勒地区因当地资源的过度使用而日益荒漠化；然而看来，这种波动性的变化与年度降雨的关系，要比与牲畜数量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另一种假说——即萨赫勒「人口过剩」——相反，本雅明森认为该地区人口不足，而农业生产所面临的某些挑战、乃至由此引发的其他冲突，正源于此。这对马尔萨斯（Malthus）的论点构成了挑战，因为该地区没有足够的人口来从事集约农业，从而支持了博塞拉普（Boserup）的论点：人口增长是农业发展与改良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地区，游牧者不情愿地把农耕作为一种生计来接受，因为农耕被视为风险太大、收入太少。然而，当土地长期处于开放、空置的状态时，其他定居群体便迁入并开始耕种这片土地，待游牧者归来时，便引发了冲突。

政治与法律还以其他方式牵涉其中，既带来生态上的影响，也关乎粮食安全。耶珀·科尔丁（Jeppe Kolding）、保罗·范·兹维滕（Paul van Zwieten）与凯特拉特洛吉莱·莫塞佩莱（Ketlhatlogile Mosepele）从一个显而易见、却仍常被忽视或宣传不足的事实出发：鱼即是食物，尤其是内陆鱼类在饮食中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在非洲，一如别处，渔业一直受到规约，目的在于保护小鱼免遭过度捕捞，其依据是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小鱼被捕走，可能危及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假设受到了来自新的理论与经验进路的挑战。尽管大多数渔民会主张他们的渔获在减少，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渔民变多了，而非鱼变少了；与此同时，渔获总量却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鉴于大鱼的渔获看似减少，渔民便缩小网眼，转而捕捞更小的鱼，即所谓「向下捕捞」。这通常被解读为过度捕捞与危机的征兆，但实情或许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健康生态系统的标志。在营养金字塔中，大鱼远在动物界的捕食者之上，而最大的生物量生产则发生在底层。因此，着眼于小鱼，不仅可能——与当前由法律所强制推行的政策相反——造就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还能提供一种尚未开发的、可获得更多食物的资源。

像维多利亚湖这样的大湖，纵观历史显然一直对捕鱼至关重要，但生计实践仍受到其他实践与信仰体系的型塑。安德鲁·里德（Andrew Reid）分析了香蕉在今日乌干达布干达（Buganda）王国中的重要性。布干达地处世界第二大湖维多利亚湖之滨，水不仅在其生计中、也在其宇宙观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这座湖被称为「纳卢巴莱」（Nalubaale），意为「卢巴莱之母的居所」；而「卢巴莱」（lubaale）大约意指神灵，甚至祖先。里德展示了陆地上的雨养农耕与对湖泊的适应之间复杂的动态与关系。全年的降雨模式为香蕉种植创造了最佳的条件。香蕉虽然营养丰富，却缺乏蛋白质，因而鱼在饮食中至关重要。据传统所言，香蕉与神灵金图（Kintu）、即布干达的创世者，或与塞塞群岛（Ssese Islands）相关联。纵观布干达的历史，王权与宗教权力始终是争夺的对象。所有干达（Ganda）神龛中，约有75%位于维多利亚湖中的塞塞群岛，而最重要的神灵与祖先都与水相关。因此，食物——尤其是香蕉——与不同水体的宗教与精神领域错综交织，而其中又尤以雨水和湖泊为重。

从另一个、且属当代的视角，杰西卡·坎潘杰-菲里（Jessica Kampanje-Phiri）与迪恩·坎潘杰-菲里（Dean Kampanje-Phiri）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便在危机与干旱之时，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或仅仅是具有热量价值的物质。在马拉维的切瓦人（Chewa）当中，白玉米在社群里具有特殊的社会与象征价值，尽管就传统意义而言这种作物并非本土作物。白玉米象征着崇高的地位与财富，而深色玉米则与贫穷和低微的身份相联系。在2001至2006年的饥荒危机期间，援助方提供了廉价且受补贴的美国玉米作为粮食援助。然而，这种玉米并非白色品种，而是有色品种。这一粮食援助不仅被认为与切瓦人的文化与宇宙观结构相抵触，甚至有人声称它闻起来像「泥土」。外国的援助人员对粮食援助即便在危机时刻也不被视为合宜的食物感到苦恼；而这同时也对「粮食安全」的含义构成了挑战，因为在今天为人所接受的定义中，它被表述为包含「为积极健康的生活而有的食物偏好」。食物与社会生活及宇宙观生活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不仅是人类生命与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与宗教之根基的一部分，而在许多情形下，这些观念比对单纯热量的需求更为强烈、更为普遍。

食物不仅是为了生存而吃的东西，更是广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点甚至可以在追溯至非洲驯化之最初源头的考古材料中得到印证。兰迪·霍兰（Randi Håland）分析了尼罗河沿岸可上溯至一万年前的早期水生遗址。驯化与定居，都与不同的粮食系统密切相关。埃及的饮食与以面包及炉烤为基础的近东饮食相关，而南苏丹的饮食则类似于以粥／啤酒及煮制技术为基础的非洲稀树草原饮食。在南部地区，人们并不以谷物制作面包，而是把水生资源与野生谷物煮成炖食，或酿成啤酒；这不仅因为缩短了幼儿从母乳过渡到固体食物时那个脆弱的婴儿阶段而使人口得以增长，同时也是一个很可能由女性主导的社会过程，从而对其他有关社会等级的理论构成了挑战。此外，在一个居住着语言各异之不同群体的地区，从事畜牧、讲库希特语的人群似乎相对于食鱼的尼罗—撒哈拉语族人群，发展出了一种鱼类禁忌。因此，从最早的时代起，对食物的文化与宗教观念，便一直是这些粮食系统得以演化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一种非还原论的方法铺路

无论研究的对象是雨林中的狩猎采集者、半干旱环境中的雨养农耕者，还是基于市场自由主义的巨型水坝与灌溉工程，水系统方法都开启了种种可能：去把水与粮食的关系作为文化、同时也作为自然来加以分析，去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如何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为粮食生产与各异的社会发展创造出可能与限制。我们认为，对粮食生产及粮食生产体制的研究，将得益于一种水系统的视角。

通过把各种发挥作用的、各具特色的过程区分开来，同时又展示出物理的、管理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诸方面如何在不同层次、不同脉络中彼此关联、相互联系，环境决定论与社会还原论便都可以得以规避。在某一具体的研究中，这三个层次并不具有同等的解释力与重要性。必须认识到一点很重要：这一方法是开放的，它允许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层次，正如本卷许多章节所做的那样。

本卷表明，非洲的历史与粮食生产，若不将相关实践置于这片大陆特定的水系统之中，便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尽管本卷从未打算为非洲当前及未来的粮食不安全开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且正如本卷所示，鉴于极其多样的生态与各具历史特殊性的适应方式，永远不可能有一套适用于一切的模板），历史研究却的确能为我们带来洞见，去认识那些过去行之有效、如今依然有效的过程与实践。尽管非洲这片大陆在数千年间于粮食安全方面屡遭挑战，但纵有种种艰辛与苦难，她也曾繁荣兴盛，并以非凡的方式应对了种种极端的局面。正如本卷许多章节所例示的，建基于数百年传统的知识与经验，造就了一种高度有效、且能很好适应于时空中极端、季节性而多变之生态条件与水资源状况的结构。对这些富有韧性的结构所施加的迅疾而剧烈的干预与变革——无论其是否出自殖民——都对社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情形下从根本上提升了地方与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另一些情形下则不然。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的脉络中，水一直、并将继续处于社会组织与发展的核心。因此，本卷各章呈现了一部不同的非洲历史：它展示出，在高度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水世界中，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贯穿于各个社会的兴起与韧性、乃至衰落与挑战之中。由此清晰可见：尽管现实中的农业—水变率这一因素，对不同粮食生产体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地点的物理水世界，都创造出种种可能与限制，而这些可能与限制经由人类的智慧，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乡村与粮食适应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

主权、水网与威斯特伐利亚神话

Fri, 26 Jun 2026 00:00:00 GMT

作者：泰耶·特维特(Terje Tvedt)、欧文·麦金太尔(Owen McIntyre)与塔德塞·卡萨·沃尔德察迪克(Tadesse Kassa Woldetsadik)

引言

《水的历史》丛书第八卷探讨当代跨界水管理与利用中最重要的政治与司法问题：主权。数个世纪以来，主权一直处于国家共同体之间政治与法律安排的核心。它是后中世纪时代的构成性观念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国家体系的核心组织原则。这一术语在当代世界横跨各大洲、各种宗教、各种文明、各种语言和各个族群，且主权概念存在不同的建构，对于"主权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种种不一致乃至彼此矛盾的回答。此处的议题被置于历史与地理双重语境之中，并由各自领域内世界一流的权威从不同视角加以分析。本章将从一个颇为不寻常的视角聚焦于主权问题。国际政治与法律中国家主权的含义、变迁性质及其地位，已在数不胜数的论文与著作中得到分析。早在1928年便有人主张，主权学说"由于被相继派作各种用途，已被彻底翻转、颠倒了"(Ward 1928： 168)。它至今仍被广泛视为一个理解欠佳的概念，这种混乱源自不同的根源。与这一观察相一致，该学说曾被援引为某些行为的依据，而这些行为本无意作为主权的表达；它也曾以从未与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相符的方式遭到争议。然而，多数学者一致认为，主权在其核心处通常被理解为在一个有边界的领土空间内拥有绝对权威："主权国家可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权威，它相对于同一领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权威而言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它独立于一切外国权威"(Jackson 2007： 10)。正是这种以领土性为中心的观念，使得从水的视角讨论主权问题尤为富有成效，因为流动中的水无视诸如边界这类政治与社会的发明。

此处将就国家行为者在涉及国际河流与含水层时的行为方式，以及与自然界这一特殊流动网络的互动如何影响了主权的观念与实践，来分析主权。在这一总体框架之内，我们认为有必要聚焦于与国际主权论述中若干领域或核心主题相关的三个具体问题：其一，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观念是什么；其二，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见证了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的发展；其三，主权与冲突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希望表明，通过聚焦国际河流与政治之间的这三处交汇，可以在新的视角下理解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法中的这些关键议题。

威斯特伐利亚神话

在极为庞大的法学与政治学文献中，一个主要的假设与前提是：主权这一观念与原则乃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遗产。威斯特伐利亚被视为绝对而无限制的主权观念的真正诞生地。其主要叙事如下展开：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是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欧洲所爆发的剧变背景下出现的。1648年的和约为领土性、单一性而绝对的主权国家这一原则与观念提供了正当性，该国家在其自身的地理边界之内拥有排他性权威。在1648年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这一遗产与被归属的传统——经由国际法学者与政治学家加以理论化——日益强调主权，并导致绝对领土主权的主张与国家领土绝对完整的主张之间的对抗。威斯特伐利亚已成为一种新世界秩序诞生的象征，在这一秩序中，各国名义上自由且平等，对某一既定领土之内的一切主体与客体享有最高权威；开展有限度的合作；并将跨界进程视为一种"私务"(见 Falk 1969， Cassese 1986： 396–9， Held 1995： 78，引文见 Held 2002： 4)。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曾有过诸多争论。一个"学派"主张，由于若干全球趋势，曾凯歌高奏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如今正逐渐被削弱。有人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Harding & Lim (eds) 1999， Westra 2010， Macqueen 2011)，其特征是"主权国家的终结"(Wunderlich & Warrie 2010： 256)。另一些研究者则质疑这一主张的现实性与有效性，认为国际关系仍然锚定于主权国家的政治之上(Buzan， Jones & Little 1993)。他们认为，国家行为最有力的解释，依然是各国权力与利益的差异，而非合作与超国家性的国际规范。然而，两个"学派"都一致认为，威斯特伐利亚标志着主权国家这一观念的诞生及其随后的支配地位，即国家对其领土拥有最终而绝对的权威。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提供了一幅"简洁、引人注目而优雅的图景"，并为各种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经验上的规律性(Krasner 1995： 115)。

然而，倘若威斯特伐利亚确实标志着不受约束的主权的胜利，那么和约的文本就应当清晰而毫不含糊地倡导这一国际政治中新的、普遍的原则，而谈判过程与协议在处理既有的跨界问题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我们首先将仔细审视这些原始文本。

据耶鲁大学出版的一个版本，和约第一条的条文如下：

在神圣的皇帝陛下与最为基督教的陛下之间；以及在前述皇帝陛下、奥地利家族及其继承人与后嗣的全体与各位盟友和追随者之间；但主要是在一方的帝国诸选帝侯、诸侯与各邦，与前述最为基督教的陛下的全体与各位盟友及其全体继承人与后嗣之间，主要是在另一方的最为尊贵的瑞典女王与瑞典王国、各位选帝侯、帝国诸侯与各邦之间，应当缔结一项基督教的、普世的和平，以及一种永久的、真诚而由衷的友好。此种和平与友好应以如此的真诚与热忱予以恪守和培育，使每一方都努力为对方谋求利益、荣誉与好处；从而各方皆可见此种和平与友谊在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中，因维系良好而忠诚的睦邻关系而繁荣兴盛。

在一份1697年的英译本中，其文字略有不同：

在神圣的皇帝陛下与神圣的最为基督教的陛下之间；以及在前述皇帝陛下、奥地利家族及其继承人、后嗣的全体与各位盟友和追随者之间；但主要是在一方的帝国诸选帝侯、诸侯与各邦，与前述最为基督教的陛下的全体与各位盟友及其全体继承人与后嗣之间，主要是在另一方的最为尊贵的瑞典女王与瑞典王国、各位选帝侯、帝国诸侯与各邦之间，应当缔结一项基督教的、普世的和平，以及一种永久的、真诚而由衷的友好。此种和平与友好应以如此的真诚与如此的热忱予以恪守和培育，使每一方都努力为彼此谋求利益、荣誉与好处；从而各方皆可见此种和平与友谊在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中，因维系良好而忠诚的睦邻关系而繁荣兴盛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法文原文中，其文字如下：

且此种和平应得到真诚而郑重地恪守与培育，使每一方都为彼此谋求利益、荣誉与好处，从而在各方皆可见此种和平与此种友好之福祉得以重生并再度兴盛，这有赖于对良好而忠诚之睦邻关系的可靠且相互的维系……(Bougeant， vol. 6： 285)

清楚显现出来的是，这些文本并非一篇为绝对主权辩护的论著。第一条所强调的反而是受限主权的价值，以及关切彼此利益的明确必要。上述和约文本的英文与法文译本，强调了"彼此的利益"或"对方的利益"这一原则，与主流的假定相矛盾——那些假定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并奉为圭臬的是无限制主权的原则。和约文本表述并反映了共同利益的观念。然而，第一条的内容不应被视为足以证伪如下看法的充分证据，即威斯特伐利亚缔造了一种以承认主权为前提的新世界秩序的雏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实创设了一种国际体系，在其中主权国家被承认为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中的首要行为者；但文本所显示的是，在这一新秩序之下，绝对主权或一切形式的领土主权并未被预期，因为它并不被认为符合主权者的最佳利益。

在理解和约如何处理领土主权与跨界水流问题时，具体值得关切的是该协议描述跨界河流之于领土主权的角色的方式。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常被概念化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的主权，且没有任何外部行为者能够在国内关系或结构中扮演角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终结了将超国家权威强加于欧洲诸国之企图的那一事件。但该协议实际上规定了什么?在此，我们因莱茵河的经济与政治重要性，而将注意力限定于这条河流。

协议第 LXXXIX 条明确处理莱茵河：

整个奥特纳维恩(Ortnavien)，连同奥森堡(Ossenburg)、根根巴赫(Gengenbach)、采拉哈姆(Cellaham)与哈尔莫斯帕赫(Harmospach)诸帝国城市，既然上述诸领地隶属于奥特纳维恩之领地，因此法兰西国王永不能、亦不应对位于莱茵河此岸及彼岸的上述各邦主张或僭取任何权利或权力：然而，以如此方式为之，即藉由本次归还，奥地利诸君主不得取得更多权利；此后，商业与运输对莱茵河两岸及邻近各省的居民应为自由；尤其，莱茵河上的航行应为自由，任何一方均不得阻碍船只上行或下行，不得以任何借口扣留、拦阻或骚扰之，惟通常对货物所作的唯一查验与搜检除外，且不得在莱茵河上课征新的、非惯常的通行税、关税、捐税、课征及其他类似的勒索。

协议文本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以及限制主权者绝对领土权力的必要，亦即与一般对它的论述恰恰相反。它是对所归诸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一种领土侵犯，因为它涉及创设与地理边界并不重合的权威结构。

如果将和约关于莱茵河的规划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地理脉络中加以分析，便会清楚地看到，它反映了一种新兴的观念，即欧洲大陆各国如何能够通过改善河流而获益，进而促进财富与贸易。和约赋予水域之上超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乃是和平进程的主要设计者所推动的一项深思熟虑的经济战略，也是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回应——在一个河流主要用于货物运输的时代，大陆河流的水文与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种种困难。

莱茵河流域约18万平方公里(180000 km²)，长1300公里，涵盖今日意大利北端、瑞士、奥地利、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过去是(如今依然是)欧洲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由于其自然特征，莱茵河给航行——从而给贸易——带来诸多危险，即便对相当小的船只也是如此。自罗马时代起，人们便试图改善河流中尤为棘手的河段，但成效有限。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若干世纪与数十年间，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而要改善它，合作是必要的。河流的本性不断制造新的障碍。河流在洪水中频繁改道，有时使原本繁荣的河岸码头搁浅。纤道和堤坝被毁。礁石与暗礁阻碍航运。

在德国，中世纪早期，商业船运者沿莱茵河在美因茨与科隆之间运行定期航班。尽管中世纪的记录未能确立关于河运与河流贸易之数量或价值的精确量化数据，但可以稳妥地断言，河流贸易虽然有限却很重要。以全年平均计，一半的水量自阿尔卑斯山下泻(多在春季)，另一半来自巴塞尔以北的支流(多由降雨补给)。河流的水源由此使莱茵河免除了其他法国与德国河流所遭遇的部分问题。然而，斯特拉斯堡以上河段莱茵河的河流动力学特性，使得无法修建永久性纤道，迫使上行航运依赖人力或风力。大多数运输为下行，包括从黑森林到荷兰的木材放排。上行航行极为困难，需要纤道并在途中频繁换船。莱茵河的"低流量与高流量之比"加之焚风(Foehn)，意味着这条河流易发洪水。上莱茵河具有洪泛平原的典型特征，频繁的洪水使码头建设和贸易基础设施的建立成为一项危险的事业。灾难性的洪水发生于1124年、1342年和1573年。莱茵河上的航运因自然与水文原因而受损，但也因政治边界而受损。

三十年战争之前，这条河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之下，帝国诸侯负责维持河流的通航能力。诸侯的权力薄弱，他们更关心为自己征收关税，而非把资源用于改善河流。沿河各城镇的行会也以同样方式行事。十七世纪中叶，国王、主教、城市和强盗骑士都试图从莱茵河航运中牟利。莱茵河沿线设有众多通行税卡，过往船只必须向莱茵河各段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征税站的数量从十二世纪晚期的19个增加到了十六世纪的60多个(Mellor 1983： 70)。莱茵河在大地上的流向以及沿河两岸所建城堡的数量，意味着控制河上的贸易相当容易。征收通行税被视为帝国权利的一部分。为确保皇帝的忠诚支持，或作为填补空虚国库的手段，曾向各城市、尤其是向各领主慷慨地授予此项权利。此外，如果其他诸侯不在各自河段上做同样的事，单个诸侯也没有理由去改善自己那一段河流，因为单独行动并不会把它作为一种共同利益加以改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力图实现的事项之一，是开辟一条贯穿欧洲大陆、潜在用途极大的南北运输通道。尽管莱茵河上的河运存在种种问题，它仍被视为运送货物和旅客的首选方式。此前的统治者偶尔曾试图以武力废除通行税，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在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期间实际主持法国政府的法国枢机主教儒勒·马扎然(Jules Mazarin，1602–61)，其外交与经济战略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他对大陆水道的构想。他的目标是削弱皇帝的权威和权力。法国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促进德意志诸邦的经济发展。最佳的着力点是改善水道，因为河流上更好的贸易也会使法国受益。因此，马扎然委托人对欧洲大陆的诸河流以及沿这些河流出产的货物在贸易上扩展的潜力进行了研究，所涉河流包括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埃姆斯河(横贯威斯特伐利亚)，当然还有莱茵河(连接瑞士、德国、法国和荷兰的最重要的经济通道)。

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与领土体系阻碍了莱茵河作为贸易动脉的发展，马扎然把莱茵河视为一条发展走廊，但它却被诸侯滥用，违背了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1642年，法国宣布，若允许在莱茵河沿线开征新的通行税，就不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和平谈判。尽管这道敕令未能全面实施，它却促成了使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得以成功的政治氛围。它以具体的形式反映或表达了共同利益的理念——即彼此的利益。这道敕令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与政治举措，不仅有利于法国，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因为这条河是大陆上一条关键的贸易路线。其基本认识是：经济已被战争所摧毁，而南北欧之间河上贸易遭到系统性中断的负担，又进一步削弱了它。在法律上，河流的使用被视为一种共同权利，取水以供饮用和航行是自由的，从而削弱了绝对领土主权的理念。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共和国的一位法学家、国际法之父之一，主张不得为行使这一权利而征税，而应将其解释为对维护河流和纤道之费用的补偿。与此相反，法兰克王朝则把征税看作对河上通行权的一种课税，而非对该权利的否定。

这项和约并未促成河流作为贸易路线的根本性改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解决莱茵河的问题。十八世纪莱茵河上的体制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一片"琐碎纷争的景观"。仅在南面的阿尔萨斯与北面的荷兰之间，就有97个德意志邦。统治这些蕞尔小邦的"骑士与小教士们"为了渔场和栖鸟的岛屿与邻邦交战。他们怀着各自的地方目的修建了一些小型堤坝，而这只是增加了沙洲和分汊的数量。他们当然要维护自己的"货物集散"和"转运"特权——这是他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并派人看守征税亭(仅在从盖默斯海姆到鹿特丹的600公里河段上就有34处)——这一切都对河上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有关莱茵河的各项规定，加之"彼此的利益"这一观念，可被视为后来——于1815年——形成的开创性的莱茵河条约最初的正式萌芽，而该条约在欧洲合作与统一的历史中、在国际水法的历史发展中均具有奠基性意义。当时的局面虽有所改善，但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即便在此前数年间已签署了若干协定——例如1795年的《海牙条约》和1804年关于莱茵河航行通行税的《巴黎公约》——通行税的取消仍是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的一项重要议题。在1815年和约的框架内，莱茵河沿岸诸国自愿选择了自由航行并取消通行税。它们创设了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共享河流与湖泊为航行目的而国际化，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正式启动的，当时设立了莱茵河委员会，随后奥得河与涅曼河于1918年、易北河于1921年、威悉河于1923年相继跟进，这些河流均被宣布为用于航行目的的国际水域。1856年《巴黎条约》将莱茵河与多瑙河国际化。因此，就国际水域而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不属于一种正被当今发展所侵蚀的无限制主权传统。恰恰相反，若将区域发展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便可在1648年与1815年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主权原则从一开始就因围绕国际水域开展合作的理性与必要性而被加以修正。

对调整欧洲共享水域的诸事件所作的这一简短评估，已足以对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流诠释提出质疑。断言正是威斯特伐利亚"正式承认了君主的排他性领土管辖权"(Wunderlich 2010： 255)，断言不可分割、无限制的权威与领土排他性这一观念诞生于1648年，不仅与实际和平进程的发展以及跨界水域所起的作用相抵触，而且与和约文本本身相抵触(Chamberlain 1923： 146–7)。该文本强调了考虑"他者"利益的必要性。它还规定了对流经不同主权者领土的莱茵河进行合作。

1648年所理解的主权概念意味着：要成为国际国家社会的一员，就必须遵守国际协定并为寻求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作出贡献。因此，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代表了一种绝对主义的领土性主权定义这一看法在历史上无法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经典叙事乃是一个神话。然而，正如历史上所有其他神话一样，它之所以成为神话是有缘由的；它服务于特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利益。因此，这一神话叙事应被作为主权观念之政治—意识形态历程的又一表现来加以分析。早在1928年，它就已被如此描述："该观念的种种形式，与其说是无私的求知之爱的表达，不如说是为某些主张所作的辩护"(Ward 1928： 167)。

“后威斯特伐利亚”的神话

关于主权观念与学说逐渐受到侵蚀的种种主流假设，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之死”这一论断的背景——这一隐喻被广泛用来捕捉人们所感知到的主权国家在地位与力量上的衰落。

这种关于主权逐渐衰退的判断，是由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派提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家(Keohane & Nye 1972 and 1977， Morse 1976， Rosencrance 1986)主张，由于全球发展趋势，国家主权正受到经济相互依赖、全球规模技术以及民主政治的侵蚀。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国家的主权日益受到“全球化诸力量”的约束与渗透，而国际组织可以被视为这些力量的一部分(Litfin 1997)。出现了一种从以国家为中心向多层次全球治理的转变(Held)。这一趋势也为国际法学者所注意到，其中一些人甚至会进一步提出，国际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中的这一倾向，引领了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体化”，超越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后者具有有限的规制与共存功能，并以相互义务为基础——“‘走向一种多功能的天意之法，它规制着国家与个人的生活，并被视为集体福祉的最终守护者’[...]其实施‘并不取决于其他各方相应的实施’”。据马尔让-杜布瓦(Maljean-Dubois)所言，“环境的特殊性质在从共存的国际法向合作的国际法的过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合作之法“并非建立在不做某事的义务之上，而是建立在做某事的义务、即积极义务之上，因为它源自行动或共同任务的观念，而这些任务在单独完成时无法完成或无法很好地完成”。

大量文献主张，跨国环境上的相互依赖已导致国家体系的消亡。被认为是物理生态学之要求的东西与政治社会结构之现实之间的所谓错配，或许最著名地表达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格言中：“地球是一个，但世界却不是一个”(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有些人预期主权最终将被某种意义深远的超国家主义、乃至被世界政府所取代(Falk 1971 & Ophuls 1977)。一些学者与活动家沿着同样的思路主张，地球本身就证明了以国家领土主权为基础的法律原则中固有的不足之处。人们一直假设，关于生态问题的诸协定的累积影响，将趋于侵蚀国家主权这一制度与观念，因为国家主权据称所应以之为前提的领土排他性，似乎被跨界环境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违背了(Johnston 1992)。换言之，自然界无缝的网络被视为正在与领土国家这一人为体系相矛盾并加以侵蚀，因而也在侵蚀国家主权学说。

基于上述前提，可以提出如下假说：既然水始终处于流动之中，不断地无视政治与地图上的领土边界，那么便应当假定，由于水资源管理对于超国家治理诸机制而言日益重要，这一趋势在国际流域的管理中尤为明显。国际河流就其本性而言，理应不断削弱主权这一观念。

乍看之下，这一假说得到了证实。"绝对领土主权"的法律理论——据此，国家对其领土内的水拥有随意处置的绝对权利——以及"绝对领土完整"的理论——据此，沿岸国被认为对自然水流享有绝对权利，其数量与质量均不受损害——在当代世界并未得到支持。但仅凭这一情形，尚不足以作为此种趋势的证明。利用水的主权权利，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中，一直受制于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主权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所表明的，这早已是1648年和约的一个方面，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公约的情形中亦是如此。19世纪90年代及20世纪头几十年关于尼罗河的最初几项协定，禁止上游国家在未经流域内其他国家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尼罗河水。

参与跨界水管理的国际机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而这类全流域组织已使"主权交易"成为众多国家行为体所施行的一门政治艺术。在某些地理区域，可以辨认出这样一种趋势：共享国际水资源的诸国，已从基于无限主权观念的立场，转向承认有必要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限制其主权裁量权的立场。这一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主权者的削弱。正如已有论者所言，国家可以参与主权交易，在其中它们"自愿接受某些限制以换取某些利益"(Litfin 1997： 170)。若果如此，这一发展并不导致主权的削弱，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一种变化。

这些案例表明，所谓主权观念在国际河流流域问题上趋于弱化的假定趋势，其方向性并不那么明确。在水政治与水资源管理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主权这一观念的地位在世界许多地方却"在实际层面"得到了强化。尼罗河管理的后殖民史即是一例。在现代技术的时代，围绕这条国际河流应如何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加以管理的种种问题，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近年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等国作为主权国家，要求享有使用流经其领土、最终注入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水的权利，拒绝承认殖民统治者所缔结的各项协定。围绕这一共同资源利用问题的谈判，为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舞台，使其得以在其中彰显自身的主权。20世纪60年代的尼雷尔主义，以及肯雅塔同时期提出的主张，是该地区行使国家主权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倡议与步骤(Tvedt 2012)。同样，1929年英国与埃及之间的《尼罗河水协定》，在埃及于1922年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迈向主权国家地位的进程中，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正如1959年苏丹与埃及之间的《尼罗河水协定》标志着苏丹作为一个主权行为体在地区与世界舞台上的登场。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围绕恒河与法拉卡堰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若说有何影响的话，反倒使国家主权的地位更为强化，并加剧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敌意。共享国际含水层所固有的种种问题，也呈现出某种相同的发展态势。在领土覆盖南美洲瓜拉尼含水层的诸国之间，以及在国际法委员会内部围绕该委员会2008年《跨界含水层条款草案》(该草案于2010年促成了《瓜拉尼含水层协定》)所展开的讨论，都强化了国家主权的地位与相关性。支持这些文书的论述主张，水资源属于其所在的国家，并受这些国家的排他性主权管辖。这些案例与关于存在某种普遍的、历史性趋势的一般假说相抵触，并表明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

实际的历史发展比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分析更为多面，但何以如此?既然主权不仅是国家的一种属性，而且是由其他国家或国家统治者赋予国家的，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国际或跨国的河流流域或含水层——出于地理上的必然——会侵蚀主权的地位与正当性。事实证明，从地理上说，横跨国际水体的人为边界固然受到国际机构与现代法律思维的挑战，但它们同时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象征性功能，激励着国家主权的种种表现。通过聚焦于河流流域之内的领土边界，政治领导人使自己作为"本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而轻易地凸显出来；由于一切国家中的全体居民都需要水，国家及其领导人便能够作为在围绕此类跨界生态结构的谈判中捍卫本国人民的主权者，而获得正当性。此外，各国往往在多边的国际机构中行使这种主权，其特点是与社会及民主控制相隔离，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讨价还价被绕过，而这又在规范上以多边主义观念加以辩护。这种由外部诱发、由国家主导的对民主控制的挑战，不应被简单地解读为主权的侵蚀。它毋宁可能是一种相反趋势的征兆，因为这一情境赋予代表主权者的行为体在其主权博弈中更大的自由。在涉及国际水域时尤其如此：在此既容易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将民众动员上街，又可能通过较为去政治化的谈判，为河流以及共享河流的诸国促成最优的解决方案。若使用一种物化的、非历史的主权概念，无视实际存在的实践的复杂性，便无法把握主权的多重维度及其诸般意义，也无法把握这些意义如何处于持续的流变之中。

这一简短的分析否定了上述关于主权地位之趋势分析的普遍有效性，其方法主要是检验该假说在国际流域这一领域的适用情况——而这一领域本应被认为可以印证该假说的有效性。

那个占主导地位却纯属虚构的威斯特伐利亚故事歪曲了过去，其后果便是对当下的误解："彼时"与"此时"之间的差别，远比那些大谈"威斯特伐利亚之终结"的论调所预设的要小得多。尤其就水与河流管理而言，谈论一个以合作和对主权者绝对权力之削弱为标志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在经验上是误导性的，在理论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开启了欧洲大陆诸主权者之间在水问题上合作的时代。

主权国家行为体与冲突

各国相互之间开展水政治的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内总体上是通过与主权国家行为体观念相关联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的(Dalby 1998)。这一传统中的基本观点是，基于某一主权者利益的单边开发，就其本性而言将带来冲突，或导致冲突。我们在此将质疑这一普遍假设。我们将论证，现实主义者与新现实主义者所共有的观念——即受权力与利益驱动的主权国家将极难合作，因为它们归根结底坚持维持并捍卫自身的自主、控制与正当性——既忽视了河流作为跨界资源的本性，也忽视了国家行为体可以如何对待这类资源。经验性的、历史性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流域缺乏合作性框架协议的情况下，冲突或"公地悲剧"都既非注定、亦非必然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水体的自然特征与历史过程相结合，而在此类社会分析中，这些问题很少被纳入分析(Tvedt 2004)。

鉴于一方面几乎所有大河都为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所共享、且世界上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国际流域之中，而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之间就如何使用这些河流却极少发生战争或公开冲突这一事实，主权国家已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大量相互冲突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反对主权国家行为体制造冲突这一观念的论点，但它驳斥了主权国家行为体无法以和平的、非冲突的方式化解分歧这一假设。可以把欧洲大陆诸主权国家在十七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围绕大陆诸大河所开展的独特合作，视为二十一世纪欧洲联盟的先驱。1960年《印度河水条约》之所以得以达成，是由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世界银行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而置克什米尔等具体地区以及流域内各族群的利益于不顾。因此，存在着若干例证表明：国家能够缔结协议，并通过这一行为遏制其他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潜在冲突。

不过，还有另一个与地理相关的论点，在论及主权者的角色时更为有趣且引人深思(参见 Tvedt 2004 & 2015)。在大型流域中，经济、政治、技术与生态条件在流域的不同部分之间可能相差悬殊，这一事实使位于国际流域内的诸主权国家面临各不相同、且潜在上并不相互冲突的战略抉择。气候条件、土壤类型、流速与水流特征在过去可能造就了根本不同的适应方案，而在当下与未来，它们也将造就广泛多样的可能性。例如，在某一国家灌溉可能并非优先事项，因为充沛的降雨使该国得以进行雨养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在同一流域内的另一国家，灌溉却可能是水资源利用的一种根本途径。在流域的某些部分，水可以发电；而在另一些部分，这或不可能或不可行。对水的需求，以及各国能够与水建立关系的方式，将因若干历史因素而显著不同。要点在于：主权者在最大化用水方面的领土利益，未必总是与另一主权国家最大化其用水的计划相冲突——这与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等人所描述的传统"公地"情形相反。即使在主权者享有完全主权自由的情形下，其行动也可能对他者有利。例如，当埃塞俄比亚在其领土内修建极具争议的复兴大坝时，出于地缘政治原因这或许会令埃及惊惧，但就稀缺水资源的技术管理而言，它仍可能符合埃及真正的、长远的利益。在一个国际流域中，未必总是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个参与者的所得(或所失)必须由其他参与者效用的所失(或所得)来抵平。这里可能出现的并非那种把参与者的总所得相加、再减去总所失之后结果为零的局面，而可能是人人皆受益的局面。因此，由历史与地理所造就的不同主权者的特定目标，相较于设立一个被赋予权力、代表所有各方行事的单一河流管理机构本会出现的情形而言，或可证明是最优利用的一种优势。

因此，把主权与冲突当作原则的抽象模型来分析，或当作流域诸国之间相互冲突或相互合作的法律关系来分析，可能会模糊对某一特定流域中各项深层问题的理解，也可能阻碍对水道的和平利用。数十年来，围绕国际流域究竟会成为沿岸国之间战争之源还是合作之源，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水战争理论认为，随着每个沿岸国都最大化其对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冲突随之产生，而——尤其是在水资源紧张的流域——战争可能是最终结果。作为对水战争理论的回应，另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水是通向和平之路"的理论，认为由于沿岸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更高，它们通常会出于共同管理水这一核心目的而走到一起。

这两种基本上属于决定论的理论都可以受到质疑，因为河流流域中权力的格局、历史以及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些理论所容许的更为多样。社会—水互动是双向的，因为各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其价值观、利益，以及影响物理环境如何被构想的权力关系，都极为多样。水在一个民族国家领土之内的存在，往往与该国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而当地民众往往对这些水资源和地理特征有着强烈的认同，将它们视为本民族遗产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某一国际水体在一个民族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会随时间而变化，且往往取决于该国在其用水方面所处的交易性处境。这一事实支持了如下论点：不能把保护他民族对同一水体之权利的重担托付给民族国家。然而，此外，各社会并不能随意操纵其环境，因为地理与水文因素界定了以不同手段所能实现的限度。因此，各社会对水资源的开发不仅仅基于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能力，而且还必须适应此类开发所发生的生态背景。此外，由于物理环境会因自然力量和人为诱发的力量而变化，各社会必须不断调整其与物理环境的关系，以维系自身的存续。

这些动态的社会—水互动因流域国而异，尤其是在具有不同生态条件的大型流域中。正是不同流域国与其物理环境之间这些互动的模式与历史，影响着这些国家如何进入国际水政治舞台、所采取的战略抉择以及所偏好的合作形式。在河流流域中，过于轻易地得出现代主权国家正在制造或解决合作与冲突之难题的结论(Tvedt 2010)。与其诉诸一般模型和普遍原则，毋宁应当对特定河流流域中特定的"游戏规则"加以恰当分析，以避免冲突并促进进一步的合作。因此，水冲突的化解，本质上是对特定联系的协商，而特定的地理与水文联系不过是其中两种而已。

财产、主权与水文

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存在任何宏大的发展理论能够解释并把握国际水法中的变化与连续性，无论是国内水法还是国际水法，都不曾依照其自身的方法论或内在法则系统地或自然而然地演进(Howarth 2014)。在特定人/水关系的特定个案中所作的裁断，常常被证明是摇动法律原则之"狗"的那条"尾巴"(Howarth 2014)。当今世界各地所见的水法，曾被恰当地描述为"由地方习俗与规章、国家立法、区域协定和全球条约拼凑而成的百衲衣"(Dellapenna 2014)，这反映出水法是以高度依赖语境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折射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宗教传统以及经济活动与关系。有些法律取自《塔木德》的诠释，或取自将安拉视为立法者的伊斯兰法；另一些则受到欧洲大陆法传统或普通法传统的影响，后者中法官在造法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国际法的渊源乃是国际条约法、国际习惯法、为"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决或国际判例法和最有资格的公法学家的学说之混合。

不同主权国家、不同国际流域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法律实践，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一切社会与地区都各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宗教历史，还在于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关联并分配那流经其社会或支撑其社会的特定水体。既然法律规范与传统只有通过参照创立它们的人的态度才能被理解，那么重建其历史就要求理解那些其行为影响了法律演进的施动者所感知和构想的情境。

这里所主张的是，除了政治史、文化史与司法史之外，还有必要纳入对成为立法对象的水体的分析，因为它构成了这一"情境"的一部分，而这"情境"是经由行动者的视角加以过滤的。因此，国际水的法律史还必须把诸如不同水体的物理特征(含水层、水井，以及其他特定类型的流水与流域等等)这类非社会性的问题纳入分析之中。所以，为了理解国际水法与主权的历史，就应当既研究这些法律得以发展的一般历史脉络，也研究这些法律所针对的法律客体的特定地理与水文特征。我们要提出的论点是：在理解国际水法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流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定主权观念时，地理是至关重要的。

《多瑙河公约》便是一个恰当的例证，它表明了采取宽广的、多学科取径之必要。该公约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际，以多瑙河下游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地理情境为背景而正式订立的。该地区各国希望确保，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重要的水道的多瑙河上的贸易，不再受狭隘的国家利益的阻碍。商业与航运几乎被这条河流的水文与地理特征所阻断。三角洲的淤积——它为不同国家所共有——使商业与贸易几乎成为不可能。船只很难从黑海逆流而上，反之亦然。在条约签订之年的1865年，情况尤为糟糕，多瑙河口遍布着帆船的残骸，并因隐伏的沙洲而险象环生。通过把这条河流国际化，这一水文与自然问题便能以所有相关国家的最佳利益得到解决。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英国与意大利也是该协定的缔约方)，那共同的敌人——沙——便能更容易地被移除。事实上，正是唯有通过合作与协议，这个摆在它们所有人面前的特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条河流的水文，起到了一种明确的推力，促成了国际性的合作协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历史上，这都是一个黄金时刻，各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在十九世纪稍后，又签订了若干与多瑙河有关的新协定，涉及多瑙河上所谓"欧洲委员会"的管辖权与权力(Kaeckenbeeck 1920： 233)。

尼罗河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该河的主要用途是灌溉而非运输，其水文也未曾推动合作，因为这条河流的基本而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流经世界上最炎热的沙漠之一，绵延2000公里，穿过两个完全依赖于其无法控制的来水量的国家，因为全部来水皆来自上游。因此，1929年协定并非旨在解决共同问题的协定，而是大不列颠与埃及之间政治与外交角力的产物。伦敦出于政治与外交的考虑，利用了如下事实：当时的上游国家可被视为对该河毫无利益可言，因为它们能够依靠水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降雨。伦敦将一项针对东非领地的有限主权政策制度化，以期在伦敦与开罗这两大主导力量之间建立某种全流域的合作形式。若不把尼罗河视为一个具有三个不同且相互关联层次的复杂水系统加以考察，便无法理解1929年的尼罗河协定：i)尼罗河流域内部的权力关系；对河流的技术开发与人为改造；以及该河巨大的长度、它横贯极为不同的气候带这一事实、其多变的水文等等(Tvedt 2014)。

声名狼藉的哈蒙主义同样必须结合格兰德河(里奥格兰德河)的特定生态以及该主义提出之前数年的干旱来加以分析，正如迄今为止成功的1960年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印度河水条约》的经验，其普遍适用性是有限的，因为将印度河东部支流的全部水量划归印度、将西部支流及主河道划归巴基斯坦这一解决方案之所以可能，是凭借了别处所没有的特殊领土与水文特征。

因此，要理解国际水法的发展，仅仅研究法律本身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广义上研究历史背景，以及地理与水文。地理的重要性不应以狭隘、单一维度和决定论的方式来看待。地理位置与国际法实践之间，或不同的河流系统与条约设计差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或决定性的关系。若主张分析围绕一条国际河流的冲突与合作时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河流本身的地理以及各国相对于该河流的位置，那便是夸大其词。即便在那些河流将各国捆绑进一张复杂的相互依存网络的情形中，地理也只是一个因素，真正影响国际河流协定中对称与不对称的，是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技术能力、水管理能力与军事力量的综合作用(Dinar 2008： 46)。当然，确有某些普遍存在的特征。具有长期后果的最重要因素是：下游国家无法获得的议价能力，上游国家或许能够获得(Sprout & Sprout 1962： 366)。然而，控制流域上游部分者相对于主权的下游行为体便拥有明显战略优势的情形，并非总是成立。在莱索托与南非围绕供给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城市中心之河流的关系中，作为上游强权的莱索托反而成了其上游区位的受害者，因为这一流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由一个十分强大的下游邻国所控制。若仅从纯粹的地理视角分析，看似拥有巨大潜在水力的主权国家，在与表面上更弱小的国家的某次对抗中，可能反而显得软弱。有人主张，国家的地理位置——无论其处于上游还是下游——是"这种否决权对称性的关键"(Dinar 2008： 45)，但世界各地流域中有足够多的案例可以反驳这一普遍理论。政治最常——但并非总是——胜过地理，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上游主权国家总是拥有地理优势这一流行观念是决定论的，应被视为对具体考察的一种教条式替代品。它是否构成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取决于在远比仅仅上游/下游这一单因素二分法更广阔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之地理。尼罗河或许可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埃塞俄比亚数千年来一直是尼罗河上的上游国家，但由于一系列地理因素，在其领土范围内开发这条河流在技术上极为困难，因此位于河流出海口、四面环绕沙漠的埃及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地区强权。埃塞俄比亚无力利用其上游区位，而埃及则利用其下游区位发展成为整个流域中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行为体。随着时间推移，流域进入现代时期，埃塞俄比亚连其本可使用的那一点点水量也被惠及下游强权的不对称条约安排所禁止使用。如今这一状况即将改变，任何普遍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上游区位一直是一种战略劣势。这些例子足以表明，权利、力量与区位之间相互关联的关系，远比流行观念所理解的更为多面。

把地理因素纳入考量并非新鲜事。1911年国际法学会《马德里宣言》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其法律原则是从同一流域诸国"持久的物理依存关系"中推演而来的。正如伯恩(Bourne)所概括的那样："流域的物理特征、其地理状况"，如今要成为"适用于其开发的法律规则的基础"。但正如伯恩所恰当地评论的那样，"仅以地理为依据的论证并不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人类对河流流域作出了改变。要理解主权观念在国际流域或国际法中的历史发展，关键在于将人类对河流系统的改造、以及关于如何最佳地利用与分配水资源的观念这两方面都纳入分析。此外，地理状况比《马德里宣言》所承认的更为复杂。无论是在水文意义上还是在地貌意义上，流域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实体。河流地貌学的诸过程塑造了水在其上、其中流动所经过的地貌。这些过程影响着地下水位的深度以及水在地下流动的距离，影响着土壤剖面，尤其影响着河道。人们可以谈论一种"河流水系统"(Amoros & Petts 1993， Petts & Amoros 1996)，将河流系统视为水域景观与陆域景观相互依存的组合，视为蜿蜒曲折的冲积河流、不断变化的河道格局、侵蚀过程与坡面，它们随时间改变着河流的纵向剖面，等等。流域尺度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非常大，却仍可能因太小而不足以有效地研究环境、经济与政治问题。此外，人们还需考虑到水文循环的全球性。尺度问题一直被视为水文学中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Sivapalan & Kalma 1995，Ward & Robinson 2000： 346)，因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尺度都是相对的术语。

结论

本章以水为切入点，为主权及其学说地位的历史投下了新的光亮。它表明，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之死"的主流诠释，都建立在对经验数据的忽视和对河流之生态与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漠视之上。威斯特伐利亚并非无限制主权的诞生地，因为它同样鼓励并编纂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增进各方在欧洲大陆主要河流上的协作。此外，通过援引若干重要流域中相互矛盾的历史发展的经验实例，本章对"主权的观念与地位当下正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及生态关切之侵蚀"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本章还表明，尽管条约缔结唯有从一种包容性的地理视角加以分析方能被恰当地理解，但一国在某一流域中的地理位置与其谈判能力之间，绝不存在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这一关系远为双向且复杂。对国家主权、国际法的历史以及水系统之性质三者之间相互关联性的批判性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它将降低在国际流域中国际行为的理论、法律与实践所取得之进展这一问题上自我欺骗的风险。

水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Sun, 14 Jun 2026 00:00:00 GMT

作者：Tvedt & Jakobsson

2000多年前，游历古代世界的希腊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就曾宣称，除非城市中心有装饰性喷泉，否则这座城市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城市。从古至今，喷泉一直象征着文明战胜自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喷泉中，这个赋予和带走生命的水，看似受到人类的控制。喷泉也象征着一个更为世俗和直接的物质事实——没有任何城市和国家能够在不以某种形式驾驭水的情况下存在或发展。单是这个普遍的自然和社会事实，就使得水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

水资源控制的斗争永无止境。大多数人并不会思考现代城市建筑下方蜂窝状地下迷宫的历史意义；也不会想到每次打开水龙头时，在房屋和街道深处某个地方传来的水流声，是几代水务规划师和工程师努力的成果。为城市人口供水是一项永无休止的事业，这场战役在全球各个城市一直在持续，从公元前2500年左右繁盛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遍布覆盖式排水沟的摩亨朱达罗，到如今服务于特大城市用水需求的庞大管道系统。人类与水的持续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近2000年前负责为古罗马供应淡水的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龙蒂努斯（公元40-103年）的抱怨今天仍然容易理解，他抱怨人们称赞美丽但无用的埃及金字塔和希腊神庙，却忽视了罗马绝对必要的供水设施。万神殿和竞技场或许为罗马带来了声誉，但这座城市的存在要归功于其地下流淌的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上和地下输水渠将水从城外输送到城市中心，使罗马得以存在。水的多重用途和不断增长的需求——用于运输、发电和能源、化学和工业生产、休闲和装饰、健康和清洁——使水务规划成为发展本身的一个方面。

因此，水资源控制的历史应该考虑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85）使用的三种时间性。第一种是事件性（événementielle）——涉及短暂戏剧性的"事件"，应该关注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企业家工程师、突发洪水或干旱。第二种是结构性（conjoncures），布罗代尔用这个词形容可能持续半个世纪的周期性过程，虽然缓慢但节奏可察，可以包括规划传统、主导科学观念和可用技术解决方案等。最后，水的历史也必须处理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对水文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三种时间性中最引人入胜的历史长波。这种时间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地理时间"，关注人与环境之间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关系；这是一段基于季节或更长自然周期影响季节周期本身的重复和循环历史：如气候变化、河流改道等。它关注那些可能几个世纪保持相对不变的日常生活方面。

但同样重要的是：水的历史将不得不跨越这些时间性，在它们之间自由移动。水的历史必须摆脱经常与布罗代尔观念相关的物质必然性感，这是因为戏剧性的（水）事件可能改变构成长时段结构的内容：上游的新大坝将从根本上改变下游人民的生活——"永远"如此，因此在单一事件中消除了构成日常生活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的内容。然而，水流或水控制中的戏剧性事件可能与更广泛的经济、文化或政治背景中的类似事件不一致。用非布罗代尔的方式表达：在涉及水时，事件可能不仅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还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水资源控制的历史在技术复杂性、政治和经济意图以及生态和社会影响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一些水利工程代表着历史上真正戏剧性的变革，例如美国的胡佛大坝、埃及和苏丹的阿斯旺大坝、英国的布里奇沃特运河或中国的帝王渠（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实施后改变了当地及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但大多数情况下，水控制是一个普通的、日常的事务——这里修理一条沟渠，那里转动一个水龙头——这些做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从而重新演绎和确认与水的现有关系。

所有社会都以某种方式被迫管理其水资源，并受到水如何流经其景观以及他们如何适应和控制它的影响。因此，水控制问题凸显了历史解释中所有重要的问题：食物生产的起源、最早城市的建立、中东和亚洲的河岸灌溉文明，以及水作为数千年来包括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在内的主要动力来源。

由于水资源控制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而且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资源，水本身以及社会与水的关系在经验上都非常引人入胜，在理论上也极具挑战性。自古以来，人类就试图通过改造和控制流经景观的水来掌控自然。本卷说明了这些努力如何处理防洪和疾病控制、用于灌溉的大坝和运河、用于航行的河流，以及使用水作为动力来源的不同方式。大坝储存、调节和提升水位。流域被重新改造并连接起来。河流被迫在堤坝之间流动，被渠化、拉直和水泥化。水从水量充足的地区被转移到缺水地区。湖泊被降低，湿地被排干，人工河道绝对不是现代的发明。

淡水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

持续发生的大规模洪水、毁灭性干旱及其后果表明，尽管经过5000年的努力，人类尚未完全成功地控制水。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无疑与水控制有关，但要使瞬息万变的水屈从于人类的需求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在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甚。气候变化的前景将使水控制成为全球更为紧迫的问题，因为过去的解决方案在未来可能不再有效。全球、区域和地方降水模式的变化以及未来气候条件的不确定性将迫使社会适应新的水资源现实，它们将因历史进程和水的基本社会重要性及物理特性的综合影响而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如果气候确实发生变化，例如，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或乞力马扎罗山的冰川规模严重缩小——正如许多科学家警告的那样——社会可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重组以适应日益增加的水资源变化。水景观对所有社会的重要性意味着这种不确定性将要求对水利基础设施和水政策进行改变。水在社会中发挥着基本和结构性作用，尽管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受到社会的制约，这意味着水景观和水控制系统的重大甚至某些微小变化，都可能对自然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水而言，过去确实在未来显现出来，而未来又蕴含在过去之中。

尽管全球各地都在努力进行水资源管理，但显然许多国家在未来将面临水资源短缺。政府和人民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以缓解对水的渴望并避免水战争。另一方面，在一些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已经开始为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做准备。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水力时代，水将取代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解决能源危机和污染问题。(冰岛的议会已经决定该国将进入水力时代，岛上的一切，从汽车到工厂，都将由水驱动。)但水资源贫乏和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水务部门的私有化——这是新发展范式最根本的转型效应之一，也是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过程。

未来的水控制还包括应对水传播疾病，无论是埃及的血吸虫病还是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联合国已报告有20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温度和降雨的变化将传播水传播疾病——污染和受感染的水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困扰人类。人类的干预已经使尼泊尔的巴格马蒂河等圣河变成了死亡和污染的动脉。当数以百万计的信徒聚集崇拜时，他们将意识到与圣水相关的中心宗教仪式和习俗正面临危险。

大规模水控制项目的时代并未结束，正如许多观察者似乎相信和许多环保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例如，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绝望的水资源情况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项目。华北平原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威胁北京作为首都存在的地下水位下降，使他们重启了毛泽东1952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巨大计划。该项目将取用长江流量的5%，并将其泵送数百公里到水资源匮乏的北方城市和农田——远至内蒙古。支持该项目的人说，现在重新安置数十万人比将来不得不迁移整个工业城市和数百万人要好。

2002年，东线工程开工建设，部分利用了元朝(1279-1368年)从东南部城市杭州到北京修建的1800公里运河。在未来几年，将投资超过120亿美元用于建设总长2400公里的东线和中线调水工程。但即使这个庞大的工程成功了，国家的水危机也不会得到解决:减轻中国的水危机需要全方位努力重组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以水效率为优先考虑——包括提高水价以鼓励有效使用、加强污染控制以保护稀缺水资源、大规模实施节水措施和集水。水资源短缺将成为并将继续成为该国经济和确保国家与人民之间稳定关系的严重瓶颈。中国领导人正意识到，对他们统治的最严重威胁可能不是对西方式民主的渴望，而是对水的渴求。

在非洲大陆，在世界上最荒凉的沙漠地带之一——利比亚，另一场寻求更多水资源的史诗战役仍在继续。在这里的烤焦的地壳下，发现了惊人的水资源。利比亚人不仅钻探石油，还钻探水。他们发现了一个与德国面积相当的隐藏地下水池，深达数百米！目标是将这些水从该国东南部和西南部引到地中海沿岸，那里居住着利比亚的大多数居民。这个项目恰如其名地被称为"人工大河工程"。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设项目之一正在实施。巨大的管道最终将每天输送200万立方米的水，是英国泰晤士河流量的两倍。管网将延伸约3380公里。在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启动了这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大河工程。利用有限资源创造一条与莱茵河一样长的河流，一定是人类控制水资源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但开采这些巨大的含水层就是开采过去气候留下的液体遗产。大约10000年前，贫瘠的撒哈拉是一片绿色草原，长颈鹿和大象在这里漫步。大雨填满了湖泊和河流，逐渐形成地下水盆地。正是这些古老的水现在将通过使用现代技术被消耗掉。征服部分撒哈拉沙漠可以被视为新技术利用水作为强大工具所能实现的极致范例。

中国和利比亚的领导人正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调水技术。在民主传统更强、环保运动更多的国家，这样的解决方案会引发社会冲突，就像西班牙计划将埃布罗河的水调往南部干旱地区的项目所引发的争议那样。但尽管如此，大型水利工程的时代并未结束。

人类在水控制方面的野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大。全球现有45000座高于15米的大坝，4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大坝蓄水淹没。北半球约80%的河流被适度或严重调节。已经做了如此之多，以至于如果在未来某个日期，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考古学家搜索这个文明的遗迹，他们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大型水利工程才是人类真正的神庙。这种对河流的"攻击"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水系统都失去了自然的季节性和年度节律:有些按"工厂时间"运行，而其他则受到灌溉农业甚至旅游业节奏的支配。二十世纪的全球发展代表了水与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其影响我们至今仍未完全理解。因此，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探讨了最后这个世纪的主题，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社会与其水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传统"与水历史

为了提高我们对水在历史和发展中作用的理解，有必要突破社会科学中的主导传统。自然，或水的本质，经常被忽视或被排除在研究相关性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主流社会科学似乎难以理解和处理的主题，除非它被简化为或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这种主导传统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之父，也是社会科学建立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他非常清楚地强调了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什么："社会事实"只能也应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只有基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二分法，社会学才能作为一门独特的、自主的学科发展。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事实，而绝不是作为物理自然或作为其自身历史主体的河流：

"这些思维方式不应与生物现象混淆，因为它们由表征和行动构成；也不应与心理现象混淆，因为后者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通过它而存在。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现象种类；'社会'这个术语应该专门用于它们。"

这种对自然/社会分界的概念化以及随后对社会科学家研究对象的界定，被过去两百年来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和现代性理论所强化：历史发展被视为人类从自然或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自然也被理解为自由的对立面，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被视为发展的标准和解放过程中的一步。将自然与社会分离是将自然视为工具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将其视为一组待开发的被动对象。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是卡尔·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将人从传统的、地方性的自然依赖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从这种关系所关联的'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不再是'自然'束缚着人类；而是资本主义在这样做。"在《大纲》中他写道：

"第一次，自然成为纯粹的人类对象，纯粹的效用问题；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身的力量，对其自主规律的理论发现似乎仅仅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将其置于人类需求之下，无论是作为消费对象还是作为生产手段。"

类似的观念也反映在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中，从19世纪早期英国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的理论到二战后联合国推广的普遍发展阶段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那些涉及特定水景观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及其发展模式和选择的研究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可能有害。约旦和挪威、中国和英国、或印度和马里的水景观显然从根本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以至于具有普遍野心的发展理论可能受到严重质疑。

考虑到主导的历史发展进化模式，人们对自然如何影响社会的兴趣被relegated到背景中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异常现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深受相当机械的观念影响，即水景观如何长期影响社会形态。也许正是因为它在解释社会形态时赋予了自然一定地位，它仍然是一个异常现象，而自然/社会关系，这在他的时代很典型，并未进入他更广泛的概念框架。这种观点助长了一场相当无趣的、狭隘定义的讨论，即主体（人类代理人）还是客体（社会或社会制度）应被视为具有首要地位，而自然这个对象被排除在外。传统的共识观点通常认为，理论和经验分析可以基于这样的假设：社会是持久的、凝聚的、稳定的、普遍整合的整体，由其文化和社会结构安排加以区分。在这个框架下，研究物理结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无关紧要。

同样，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社会学被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其目的是理解"我们的生活以微妙但复杂和深刻的方式反映我们社会经验背景的方式...社会学特别关注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这个由过去两个世纪左右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所创造的世界。"

通过明确地将自然，进而将水景观，归置到他所要解释的图景之外，他总结了现代性： "对于前几代人来说，生活条件总是不安全的：人们受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的摆布。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受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我们自己释放的社会力量。"

在这种推理方式中，结构不是也不能与自然或水景观联系起来，而是语义和规范规则以及权力资源，作为社区的抽象属性，被社会行动者用来产生构成社会生活的熟练表现。通过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结构被重现为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因此结构（作为重现的实践）是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这些使行动成为可能和受到约束的规则和资源本身是由行动构成的。这种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是"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及其转变"。吉登斯还认为，"人类代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生产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历史定位的行动者，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结构化的系统——以及其中的行动——并不真正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而是将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

建构主义后现代理论是这种观点的极端表现：它认为自然本身并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种观点下，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地位或"真实存在"变得无关紧要。不同解释之间的优劣之分也失去意义，因为自然被视为纯粹的社会建构，科学与非科学也不存在事实性的差异。建构主义者混淆了两个重要区别："构成现实"与"构成我们对现实的描述"，以及控制自然与排除自然。他们提出自然是社会建构的理论，认为这种建构反映了行动者可能并不了解的既得利益和偶然因素。这导致水的动态特性（以及整个自然界）被掩盖在社会行动之下，而水的客观现实、河流的水文特征和降水模式的实际情况都被否定了存在的可能。

在这场关于水资源的学术讨论中，德裔社会科学家卡尔·魏特夫格尔(Karl Wittfogel)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深受20世纪20年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辩论的影响，认为专制政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河流域，其形成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实施密切相关。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所提及，但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另一种是否认自然具有独立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魏特夫格尔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建立一个以自然为核心的历史理论。三十年后，他在《东方专制主义：对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1957)中提出了一种机械还原论。这一理论不仅强调水文景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更将其视为决定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威形式的关键因素。他提出"水利政府"和"水利农业"等概念，认为大规模水资源控制使国家力量远超社会力量，从而"阻止了社会中非政府力量凝聚成足够强大的独立团体来制衡和控制政治机器"。

魏特夫格尔的理论招致了诸多批评，包括术语定义松散以及假设无法证伪等。批评者指出，在中国找不到能够完美印证"东方专制主义"纯粹类型和机制的具体景观和历史时期。同时，"灌溉"这一概念过于宽泛，难以具备精确的启发价值。面对质疑，魏特夫格尔辩护说，经济和政治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都是在特定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在特定的区域框架内运作，在物质环境中成长和变化，而环境的影响则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水平、结构和发展趋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魏特夫格尔提出了一个相当精妙的或然论，或者说是"挑战-回应"模式：在历史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重要的自然差异可能导致决定性的制度差异。特定水文景观的客观结构不仅可能决定生产活动本身，还可能通过提供原材料、市场出路，以及更为重要的自然生产力，来决定生产活动的方向。水环境能够为一个明确但多线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创造条件。

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都不愿分析水文景观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对魏特夫格尔最重要的批评，也是与本书强调具体水文条件这一主旨相呼应的，在于他未能充分探究其历史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河流和水系的不同物理和水文特征。他的地理原型源自亚洲的大河，但这种"河流"模型并不符合斯里兰卡、伊拉克，甚至可能也不符合埃及的水系特征，事实上与本书所探讨的许多水体都有所不同。

水资源叙事

在20世纪90年代，受环境关注和发展悲观主义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开始书写所谓的"死亡河流史"，即人类如何负面影响脆弱水景的故事。典型著作包括《已不再是河流：科罗拉多河与西部》(Fradkin, 1984)、《失落的河流：哥伦比亚河的生与死》(Harden, 1996)以及《悲伤之河：环境与北印度河岸社会控制1770-1994》(Hill, 1997)。另一种视角则强调被驯服的河流是"被征服的河流"，关注河流控制如何导致某些人对他人的社会支配——例如《帝国之河：水资源、干旱与美国西部的发展》(Worster, 1985)。

在90年代的环境史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消解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理查德·怀特的《有机机器：哥伦比亚河的重塑》或许是采用后现代方法研究被驯服河流的最重要著作。相比之下，布莱恩·哈登一年后出版的《失落的河流：哥伦比亚河的生与死》虽然研究同一条河流和历史，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哈登将哥伦比亚河的历史描述为一个毁灭的过程："它被抬高、被增容、被减速。"死亡的河流被简化为纯粹的技术："这条河流在六十多年前就已死亡，重生为一个供水系统。"它被转变为"发电-灌溉-运输机器"。在哈登看来，哥伦比亚河中已经找不到任何自然之物。

相反，理查德·怀特认为，自然既是文化建构，又是人类之外的存在。自然既包括产卵的鲑鱼，也包括捕捉鲑鱼的人。怀特认为，通过强调运河和大坝是河流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并无边界。河流只是能量的流动。即使在最高度开发的阶段，河流"仍然保持着具有自身逻辑的自然系统"——这种逻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怀特将哥伦比亚河定义为一个有机机器；尽管被人类改造，它仍保留着自然特质。

重温纳西瑟斯

本书旨在鼓励对水资源历史的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本身丰富多彩，还能为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带来新的启示，从最早的河流文明直至今日，无论是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展开，还是在灾难性事件中突然变化。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它将成为理解整体历史发展的智慧源泉。面对未来的水资源形势，本书传达了一个重要教训：水资源问题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也是本书呈现各种水资源情境的原因之一：强调历史的、具体的、实证的知识的重要性，这些知识是改善水资源管理并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基础。

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观点也可概括为"万物皆动"或"一切都在流动"。这暗示着，尽管我们倾向于用其中的水来定义一条河流，但这并不可取。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一年前（或者就是昨天）我们称之为泰晤士河或尼罗河的，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水已经与北海或地中海的水混合在一起，变成了其他东西。因此，河流不能等同于其中的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河流。我们无法触摸河流本身，只能触摸河流中的水。因此，河流作为一个过程是永恒的，但作为某种特定物质或实体对象则不是。

本书可以被视为对希腊神话中纳西瑟斯故事的重新诠释。众神惩罚纳西瑟斯，让他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当他望向水中，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脸，直到他落水淹死，才注意到使其倒影成为可能的水。对纳西瑟斯来说，水和自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他对它们的认知不可分割。尽管他是河神刻菲索斯和水仙女勒里俄珀的儿子，却看不到水的存在，也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纳西瑟斯可以被视为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长期主导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这种传统忽视了自然（和水）的边界与特性，以及其与社会的动态互动。

许多事物都可以在水资源历史的总体框架中重新审视和定位。尽管不同时期和社会之间存在差异、悖论和矛盾，我们仍可能发现一种历史的统一性——这不是普世历史，而是生命的统一性。一部汇集全球水资源控制叙事的著作，能够生动展现人类在某些方面具有根本共性的过去。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可以恰当地称为普世价值，但治水肯定是一个普遍的困境。以某种形式治水是所有时代所有人类都曾拥有并将永远拥有的共同点，他们将永远不得不适应和控制流经他们社会的水。

城市水系统-概念框架

Thu, 25 Jun 2026 00:00:00 GMT

作者：Terje Tvedt 和 Terje Oestigaard

毫无疑问，城市研究的主流传统极少关注水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普遍而结构性的重要意义。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其广受好评的《文明中的城市》（1998）一书中确实讨论了水在罗马、巴黎和伦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然而这部以文明中的城市为主题的著作，却没有为污水、供水系统、河流、运河或渡槽设立任何通论性的条目。在同一作者 2002 年那部论述城市未来的著作中，水的问题同样未能引起关注（Hall, 2002）。对《城市研究》杂志 2006 年至 2012 年间全部各卷内容所作的梳理表明，在 14,363 页篇幅中，仅有 86 页专门论及水的问题。这些文章并不关注那些影响城市发展、又反过来受城市发展影响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也不关注其在塑造社会活动、权力或控制模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少数几篇文章把水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研究的案例，且其关注点主要落在水价问题上——这并不令人意外。涉及这些问题的文章总共只有四篇。没有一篇文章分析过水系统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与经济生活。那部以包罗万象的《理解城市》为题的著作（Eade and Mele，2002），对水的问题同样毫无措意。21 世纪一套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系列丛书中的社会学教科书《城市世界》，尽管自称视角广博而全面，却只涉及城市化的社会层面。该书承诺要带读者"跨越时间与空间，跨越城市景观，作一次历史的、比较的视角之旅"（Orum and Xiangming Chen，2003：xi）。然而，全书完全没有讨论城市与水的关系，也没有提及水、河流、污水或水道与运河（Orum 和 Xiangming Chen，2003）。那些论述城市政治的理论性著作，既不关注城市/水的问题，也不关注它如何建构和塑造城市中的权力关系，更不关注它在水文景观中所留下的印迹（例如，参见 Parker，2003；以及 Davies 和 Imbroscio，2009）。本书与本文的出发点在于：现代城市研究一直倾向于忽视水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水之间的相互联系。新近的"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致力于揭示城市、景观或建筑的含义，并将其作为文本加以解读，但总体而言，它们对解读城市水文景观的含义并无兴趣。由于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之一——供水与污水处理系统——在严格的物质意义上是一种真正隐蔽的、不可见的结构，它们埋于地下，不属于"建筑景观"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与水的交融自然很难以文字的形式加以剖解。

我们将在此说明，如何通过关注水与城市的关系来进一步理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研究又如何加深我们对水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这一论题的根本前提是两个对理解城市历史与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实：水的普遍需求，以及特定地点实际存在的物理水文景观。所有城市居民都需要同一种资源——水：从大约一万年前在耶利哥沙漠的天然泉水周围定居、并环泉筑墙的第一批人，到居住在安第斯山顶王城马丘比丘的印加人，到在曼哈顿摩天大楼宽敞公寓里休憩的股票交易员，再到在北京大会议厅开会的党的官员，无一例外。这一状况的理论意义与经验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这些人都需要水才能生存，只要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水。水是唯一一种普遍的城市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必需的，并且按这个词的严格含义来理解，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出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原因，城市研究还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自然事实：环绕并支撑着城市的水力系统，如同气候与天气一样，总是因地而异，甚至在同一地点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实际水系统的特征有助于从根本上界定一种地方感——例如，它表现为相对湿度、平均降雨天数、是否降雪以及一年中哪几个月降雪，又或者表现为地处沙漠之中。城市居民与城市的互动方式、他们的活动模式及其与水的关系，还将反映出当地水文循环的特殊特征、过去当地的水被改造的方式，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如何看待自己的水、又如何对水加以管理。

所有城市都与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紧密相连。因此，世界上所有城市的地理与历史，都是以各种方式和形式用水写就的。

有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有待回答：其一，关注水与城市的关系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发展？其二，城市研究如何拓宽我们对水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我们将从水系统的角度，探讨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本文认为，城市研究将受益于新的理论与概念方法以及对水的关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城市都必须对水这一资源做出反应，方能得到发展。然而，复杂的城市与水的关系究竟如何揭示和绘制？这种广泛而多维的关系如何影响并改变城市的历史与景观，又该如何加以解释？城市发展改变并影响水文景观的过程与历史，应当如何分析？又如何借助城市中的水流，来研究城市资本、权力、劳动力与思想的流动？

认识这一系列现象，需要某种统一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同时又能提供一个开放而非还原性的框架，使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在其中得到分析。对城市与水关系的分析，应当从多维角度研究水系统，将其视为“开放（和）多功能水系统”（Tvedt，2010a，2010b）。这一分析应顾及所有城市水系统的三个层次：物理的、自然的水文景观；经人为改造的水系统；以及关于水的理念与管理假设。此处对“系统”一词的使用，不同于系统理论家的用法。它是一个描述性术语，用以指称水与其社会重要性相关的三个不同方面或层次，而将这三者彼此关联起来，最有助于加深理解。在使用水系统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这些说法时，不应将其理解为表示某种静态的等级次序。相反，它们表示的是相互独立、各具特色而又彼此关联的层次，其在解释上的重要性，也可能因所主要关注的城市发展面向不同而有所差异。虽然本书以特定城市为例来说明这些层次，但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层次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所有城市中都存在——任何城市都可用来例示这三个层次。

水系统的第一层：自然水文景观

第一层是水的物理形态与行为，包括降水和蒸发的模式、河流流量与流速的测量、含水层及其行为特征（即与城市所在区域相关的自然水文系统或水力系统）。这一层应被视为一种外生的物理因素，具有某些特定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水系统的这一物理方面不应被视为自然界中一个独立的“水”生态系统，而应被视为所有生态系统的核心而可区分的方面，它反映并带来包围景观的痕迹或含义。要了解水如何在自然界和城市社会中流动，我们需要自然科学的数据，例如降雨变化、河流的沉积物负荷、蒸发模式、水文数据序列、含水层的发展等。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尽管它们对不同城市地区的重要性各不相同。

对物理水系统及其对城市发展之重要性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某种水文景观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分析物理水环境之作用的任务不应被视为简单的描述性工作，因为尽管水在城市选址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水系统的物理特征与城市位置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诚然有些地方确实表现出这种明确的因果关系，但即便存在这种关联，水系统方法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也同样重要（见下文讨论）。

每一个去过耶利哥的人都深知这一点。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聚落，早在公元前 8500 年至 7500 年间便已被防御性的石墙环绕。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初期，耶利哥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坐落于苏丹艾因。这眼泉水在《圣经》中被称为先知以利沙泉，每分钟可提供 4,000—5,000 升淡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无需人工干预，水很容易借助重力经由运河得到分配。泉水至今仍从地下涌出，仿佛一桩正在发生的奇迹——但其背后有着特定的水力原因。从最早的居住地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这眼泉水始终是城市发展的焦点，并决定了城市的地理位置。在其他情形中，城市则坐落于大河沿岸。巴比伦位于今天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洪泛平原的幼发拉底河沿岸，人们常将此地与空中花园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在考古学上很难证实。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 604—562 年）时期，巴比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都市，在其统治初期面积约为 4.5 平方公里。巴比伦修建了河道用于大规模灌溉，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水渠就建在城内。内城与西城均被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到尼布甲尼撒统治末期，城市东部也得到城墙和山丘的保护，面积约为 9 平方公里。倘若幼发拉底河没有穿越洪泛平原，巴比伦便不可能发展成如今的样貌，但人类对水文景观的改造对于巴比伦的发展与维系也是不可或缺的。

雨水收集提供了其他可能。摩亨佐达罗（今巴基斯坦）建于人工水井之上，并发展出复杂的供水与排污系统。它是印度河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公元前 21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据估计，城内有水井 700 多口，可能多达 2000 余口，是世界上水井密度最高的城市。每口水井的平均集水区半径仅为 17 米，这一密度在供水史上无与伦比。摩亨佐达罗最壮观、最著名的水利建筑是“大浴场”，这是一个长 12 米、宽 7 米、深 2.4 米的水池。然而，这个浴场的用途与（仪式）功能却很难确定。该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几乎每个家庭似乎都拥有一间独立的“浴室”。但该城最引人入胜之处，或许在于它的污水排放系统。这种水系统的基础在于印度河平原的地下水位非常接近地面，因此通过水井取水相对容易。

当然，城市通常依赖于对不同水资源的利用，正是这些不同资源的组合，造就了城市内部所发展出的特定水文景观。随着阿克苏姆王国（公元前 50 年—公元 800 年）的崛起，阿克苏姆成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的首都。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于公元二世纪，到千年中叶达到最大的扩张。降雨、地表水和地下水是农村人口的根基。在城市本身，有几处泉眼和蓄水池，承接来自周围山丘的径流水。最大也最著名的泉眼最初直径约 65 米，深 5 米。它被视为一座雨水收集蓄水池，与其他水井一道，为该城鼎盛时期估计数千名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水。阿克苏姆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当地水资源的重要性；它可能源于“水”——“ak-”或许源自库希特语中表示“水”的词根，而闪米特语中表示“酋长”的词根是“šum”。另一种假设是，这个名称来自西部阿高语的“akuesem”，意为“水库”。

雅典的例子颠覆了如下观念，即水对城市选址的影响具有必然、可预测的模式。古典雅典之所以选址于当时的所在地，并非因为水源充足。根据神话传说，雅典娜与波塞冬曾展开一场比赛，看谁能给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雅典娜拥有智慧以及关于艺术与工艺的知识，而身为水神的波塞冬则为雅典人献上了卫城的一口井。雅典人投票选择了智慧，而非充足的水源。

在埃塞俄比亚高地，人们可以研究城市与水之间另一种选址关系的例子。在这里，降雨通常很充沛，但也极不稳定且具有季节性。该国首都的选址与水有关，但并非出于迫切的需要。亚的斯亚贝巴的起源之地具有疗愈与康复的功效，并可供沐浴。埃塞俄比亚女王泰图·贝图尔（Taytu Betul，约 1851—1918 年）曾在温泉边度过许多时光，并请求丈夫孟尼利克一世国王在高地一处泉水旁建造一座房屋，国王应允了。不久，这片地区发展成一处皇家定居点，泰图·贝图尔将其命名为亚的斯亚贝巴，意为“新花”。国王本人也意识到温泉的疗愈功效，且深受风湿病困扰，于是建造了皇家围场、宫殿和觐见厅，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张铺平了道路。如今，人们仍可在市中心外的山顶上看到这些遗迹。

城市并非只在水资源有限或仅有单一水源之处兴建，在水资源过多之处也同样兴建。鹿特丹便是一座水资源过剩的城市。任何乘船游览鹿特丹河流与运河的游客都会意识到，这是一座处处皆水的城市。正如其名称的后半部分所示，正是与过多水量的斗争使这座城市得以存在。鹿特丹是一座圩田城市（四周被堤坝环绕），由人类在与水的斗争中创造而成。海平面与河流流量的变化，迫使这座城市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采用不同的政策。在管理不断变化的水资源方面，这座城市经历了若干阶段：

自然水资源管理（直到 1000 年）；

防御性水资源管理（1000—1500 年）；

预见性水资源管理（1500—1800 年）；

进攻性水资源管理（1800—90 年）；

操纵性水资源管理（1890—1990 年）；

以及适应性操纵性水资源管理（1990 年至今）。

这种水系统方法的物理层面，不仅包括特定地点水的缺席与存在，还包括水在各个季节中的形式与性质。它使我们得以在分析中纳入非文化、非社会的事实如何影响水必须以何种方式加以控制，以及如何在水平方向上加以分配。这些非社会变量影响着可供选择的技术、必须使用或可以使用的设备类型、供水系统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以及运行方式等。北方水温极低的国家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在芬兰，拉普兰北部的冬季可能长达 200 天，南部地区则长达 100 天。气温变化范围从北部最冷的 -45° 至 -50°，到南部夏季的 35°。因此，水利基础设施需要应对至少 70° 的温差；而由于坦佩雷市（位于芬兰南部）冬季土壤冻结深度约为 2 米，所有供水与污水管道都必须铺设于 2.5 米深处，才能在极端条件下正常运转。10 显然，像坦佩雷这样的城市（受极端季节性波动的影响）在组织与物理构造上，必然不同于达卡（位于洪泛区）或麦加（位于沙漠）等城市，因为它们各自的供水系统存在差异。然而这些自然事实仍被忽视，尽管它们持续产生并再生着有组织的城市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与条件。

尽管几乎所有首都与大城市都位于河岸边（虽然也有重要的例外），但如上所示，在管理物理水系统与城市区位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不存在某种规律或固定的模式。然而，关注水与城市的关系，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水系统的基本物理结构如何影响不同城市的发展。虽然大多数公民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国家与城市之间、乡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流动”也在增加，但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仍然相当固定。事实上，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人们被困于城市的区位之上——但与此同时，凭借技术与组织技能的提高，他们逐渐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水文景观。

城市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它们必须依据水资源加以改造和重新利用。事实上，城市一直如此——由城市治理与公民、水利工程师、建筑师以及城市设计师加以改变。城市与水系统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富有挑战性，因为全球变暖情景所导致的未来水文景观的不确定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城市及其人口对水的期望与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并日趋多样化。

不应将理解第一层与城市区位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有用的描述性练习，其另一个原因在于，水系统的物理特征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变化极为缓慢，反映出所涉水源的特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水系统将以各种方式影响城市的区位与发展。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都，人口多达 100 万，城市面积达 83.1 平方公里，周围有八条河流。长安这一名称本身或许便暗示了这种特殊的水资源状况，因为它意味着“长久的安全与繁荣”。然而，由于河流的性质以及人类对河流的改造尝试，这座城市遭遇了水问题。在中国的不同朝代中，这座城市曾被迁往更为优越的地点。但今天目睹这座城市周围环境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名称仍然十分贴切——河流正是这座城市的动脉。

水系统的第二层：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

与城市发展相关的水系统，总会因城市活动而以某种方式被改变，并产生特定而复杂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支撑某一城市选址的物理水系统，会在其历史的不同阶段，因不同的需求和缘由而被“占用”。这是因为对水的需求将始终存在，并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源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源于不断变动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给水资源带来的更大压力。要理解某一特定城市水系统的特征，还必须分析流域内的其他参与者，以及他们使用和控制水资源的种种努力。人类的改造本身也具有不同的规模与历史。因此，当今大多数城市都被人工水文景观所环绕，其中也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水文循环在景观中之表现的、带有当地特征的水文景观。

特定类型的经改良的水文景观一直是城市化生活的象征，它将城市生活与主导农村生活的自然随意性区分开来（即雨养农业对不稳定降雨模式的依赖）。喷泉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具有多种功能，而其中之一便是象征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文化对自然力量的占有。在这里，桀骜不驯、充满危险的水之元素被彻底掌控，以满足人类对美感的需求。

古典罗马被称为喷泉与浴场之城，因为使这座帝国首都成为可能的，并非万神殿或罗马斗兽场，而是人类对水文景观的改造。罗马最初的选址既出于神话，也出于实用。根据神话传说，罗马建于公元前 753 年前后，台伯河则是“最接近神的河流”。建城神话始于一场洪水，当时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被洪水冲上帕拉蒂尼山脚下的岸边。泉水、溪流与沼泽是早期城市建设的核心，人们通过疏导溪流来排干饱和的土地。但随着城市的扩张，众多的淡水资源已不足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求。罗马的第一条渡槽是公元前 312 年修建的阿皮亚渡槽，它大部分位于地下；在公元前 312 年至公元 226 年间，共修建了 11 条渡槽。罗马的历史，是众多以控制水资源作为获取权力和展示权力之主要策略的案例之一。一种生动的表达至今仍清晰可见：在纳沃纳广场的中心，矗立着贝尔尼尼于 16 世纪设计的四河喷泉，其中央立有一座方尖碑，而在方尖碑之上，那位恢复了罗马供水系统的教皇放置了他的个人标志。

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其发展有赖于一套长距离的水渠与水库网络为城市供水。到公元 373 年，估计已建成 130 座新桥，以及第一条从主要泉源引水的水渠，总长 268 公里。在城内，瓦伦斯渡槽设有 87 个拱门，长 971 米，是罗马世界最长的渡槽之一。水渠系统不断扩展和发展，其中一条水渠长达 227 公里。若计入自公元 4 世纪晚期起修建的一条补充线路，总长度则为 268 公里。然而，这仍不足以满足城市的供水需求；大约在公元 400 年，该系统延伸至距城市近 130 公里的新泉源。当第二阶段的供水工程于公元 450 年前后竣工时，渡槽水渠的总长度已达 494 公里。

马丘比丘是印加文明的皇家城市，坐落于山顶。这座城市建于公元 1450 年，至公元 1572 年被废弃，但很可能在公元 1540 年便已停止运转。尽管这座城市及其令人惊叹的建筑极为重要，其规模与人口却相当有限。马丘比丘可供养约 300 人的常住人口；当皇家随行人员到访时，最多可供养 1,000 人。当地年降雨量接近 2,000 毫米，若没有可靠的地下水源，城市便不可能选址于此。主泉的水通过一条 749 米长的运河输送至城市中心，由 16 座喷泉加以分配，这套系统至今仍在运转。

修建运河与渡槽不仅对昔日的城市意义重大，对当今许多城市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洛杉矶最初是一座天然水资源充足的小城，但因人口迅速增长，很快便变成了一座“沙漠城市”。1850 年，其人口约为 1,500 人，到 1900 年增至 10 万多人，而仅仅四年之后，人口便增加到 20 万。应对由此引发的水危机的办法，是在 20 世纪初从欧文斯谷修建了一条近 360 公里的渡槽，从而将洛杉矶变成了一个“水利社会”。然而，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仍不敷使用；由于 1930 年人口增加了 120 万，渡槽系统不得不加以扩建，进而导致取水地区的人口被迫迁离与环境恶化。

水系统方法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水既是一种外部的物理因素，又以经社会占用的人造水系统的形式，构成了城市中最具互联性的结构之一。在现代城市中，所有公民和单位——从最小的公寓到最大的商场和工厂——都通过供水与污水处理系统在物理上、制度上和政治上彼此相连。在许多城市，一座水库便是全体人口的主要水源，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处理全部废水——在整个用水过程中，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其间。因此，水的物理特性与人造水基础设施的结构相互关联，由此既造就了社会凝聚力，也造就了社会等级，而这些又反映了特定地点的形态，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

达累斯萨拉姆是非洲众多城市之一，因供水与卫生服务不完善且不可靠，其公民的福祉与健康受到了阻碍。如今，只有 10% 的人拥有抽水马桶，而大多数人依赖坑厕，这加剧了污染，危及健康状况。快速的城市发展、投资匮乏、供水系统维护不善，再加上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缺乏集中规划与政府规划），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减贫，而水结构不善又不可避免地与普遍存在的贫困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水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城市用水的改变对社会关系和总体形态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1770 年开始的棉花生产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座城市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棉纺厂密度。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也在增长；1841 年，该市有 30 万居民，是英国第二大城市。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水运系统的发展。除天然水道外，在曼彻斯特市中心 15 公里范围内还修建了 250 公里全年不结冰的运河、河流和溪流。这一交通系统出自人工，但同时也反映了自然水文景观的特殊性：这里全年有雨，比中国或法国南部（米迪运河）更易于为运河供水；而且在曼彻斯特地区，由于河流彼此十分接近，将运河与河流连接起来也相对容易，如此等等。这些运河不仅为全国、也为全球主要贸易区提供了可通航的路线。重要的是，新的人造交通系统还使工业用煤得以经由水路而非陆路运输。纽约是另一个例子，它表明从宏观角度研究水系统的第二层何其重要，而这一层始终与第一层和第三层相互连接。纽约起源于 1626 年的一处小聚落，被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坐落在哈德逊河河口的一座岛屿上。因此，它是一座典型的河畔小镇，建立在淡水与咸水、河流与海洋的交汇处。毫无疑问，1825 年开通、连接哈德逊河与五大湖的伊利运河，是纽约而非波士顿成为美国经济之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克林顿州长在运河开通时所说的那样，它连接了两大湖。到十九世纪中叶，这座城市已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当地的水源已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因此，纽约供水的历史，就是一座城市为获得可靠的供水而能够离开其原始核心区、深入腹地多远的历史。纽约依赖其他流域的水，从而对其他州的水资源利益构成挑战。哈德逊河虽然看起来像一条天然河流，却已不再是天然河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人类所控制。

许多人认为墨西哥城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座城市并不位于河岸边，而是依靠对调水工程的大量投资才得以发展。该市位于一个盆地之中，那是一个自然封闭的洼地，海拔约 2,200 米。如果在夜间飞越这座大都市，便会看到它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到处都是灯光，却没有一条黑线映照着流经城市的河流。墨西哥谷盆地的山区和山麓有大量泉水，为湖泊和含水层提供水源，这些水源至今仍为该市目前 2050 万居民提供近 70% 的用水需求。然而，多年来，该市一直在过度开发其水资源，原有的湖泊已不复存在，与阿兹特克人时代相比，只剩下一个荒凉的小影子。这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每年下降 1—1.5 米。当地有句俗语：“人们在饮水，城市却在下沉”。这正在破坏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地基，使该地区更易遭受地震和洪水。但由于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需要应对大量涌入的人口，这意味着政客和工程师必须在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水源。

另一个例子是拉斯维加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地处沙漠腹地，当地从未有过足够的水。该市主要依靠从科罗拉多河抽取、储存于米德湖的水。但该市获准从水库抽取的水量并不足够。一种策略是从内华达州东部抽取地下水，但这与洛杉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虽然已经实施了节水与回收措施，但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方面仍然存在巨大挑战。当沿着拉斯维加斯的主要街道行驶时，城市的水基础设施就“躺在”那里。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一座沙漠城市，因为到处都是倾泻而下的水流——从巨大的喷泉喷涌而上，又从巨大的人工瀑布倾泻而下。这座城市的建筑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格格不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对改变物理水文景观之能力的一种礼赞。然而，在水上的赌注仍然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大的赌注，当局必须从远离城市建立之地的水源地取水，而这座城市最初的用途，本是作为穿越沙漠的徒步旅行的歇脚之地。

水的存在——某些情况下水太少，另一些情况下水太多，比如鹿特丹——总是需要改变。波士顿周围环绕着湖泊，每年都会迎来大量降雨。这座城市本身的地形，就归功于水在景观中流动的方式。波士顿于 1630 年作为英国殖民地建立。1800 年，波士顿人口为 25,000 人，到十八世纪中叶增长到 140,000 人，到 1900 年增长到 500,000 多人。随着城市的扩张，水的世界必须不断改变。水之地形的本质决定了城市的发展。为了推进城市化，在十九世纪，波士顿成为了一台水文机器，控制并开发其水的世界。修建了运河，建立了供水和下水道系统，建造了巨大的水库，筑起一道道堤坝，疏浚了湖泊和港口，填埋了沼泽地。因此，波士顿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收集、引导、加深、保存、改道和排弃——以及控制和监督——所有的水。

水过剩可能是一种挑战，但另一方面，即便是缺水也能够、并且已经得到管理，尽管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变可能很小。东非海岸的石头城是斯瓦希里文化的一部分，该文化在十四、十五和十六世纪蓬勃发展。其中两处遗址——坦桑尼亚基尔瓦群岛的松戈姆纳拉与肯尼亚南海岸的格德——位于水文景观以干旱为特征的地区。松戈姆纳拉位于一座岛屿上，没有淡水来源。居民不得不使用从珊瑚中挖出的井里的咸水。在其他沿海岛屿，所有的淡水都必须从大陆运来。因此，城市发展对于克服水资源短缺至关重要，它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水量来实现这一点。

当然，所有城市都以某种方式发展出了人工蓄水设施，而有些地方所需的蓄水设施比其他地区更大、更昂贵。这不仅是因为城市彼此各不相同，还因为环绕着特定城市的物理水系统也各不相同。自然环境中的极端波动与不均衡，是城市供水紧张的主要成因。因此，河流或雨水的自然排放曲线，是城市发展以及不同城市为控制水资源所作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如此，从水系统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层次来思考是有益的。要理解人造水系统，还应考察它如何反映自然水系统的特征；而在城市发展的任何阶段，水系统都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此外，物理水系统曾一度足以满足特定城市的用水需求与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由于人口增长或经济变化，物理水系统可能会变得不足——尽管（或正是由于）水系统发生了物理或人为的变化。这种动态，是那些只关注社会变量的非历史城市化过程理论所忽略的。

将第二层即"改良"层与"建筑环境"这一概念加以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第二层作为更广泛的水系统之一部分这一构想；"建筑环境"通常被定义为文化的反映或社会建构的环境。通过与"人为分离并加以想象的[斜体字为后加]'自然'环境"相比较，也可以澄清这一概念。23 水系统的第二层将促使人们去考察城市为解决水问题而设置的"水机器"或水技术装置，因为必须同时分析第一层（物理与水文）和第三层（水管理的理念与实践）。从分析的角度看，它不会忽视、反而会纳入水在城市景观中流动方式的种种变化：如河堤与运河、水坝与水库、城市地下及房屋中的管道、瓶装水及其运输等。水系统方法是开放的，而非还原论的：它会把人类为将天然水引入城市所做的一切——在各种部门、为各种目的——都纳入分析图景之中。因此，它能够描述并理解水系统，而水系统在任何时间点都是任何城市规划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概念强调，任何现有的水系统都会影响其可能性、局限性与行动模式，因为它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的经济与技术能力等。这两个层次确保了水系统方法既不以自然为中心，也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使分析得以捕捉并结合二者之间的动态与辩证发展，将其作为城市发展中相关而重要的因素。

这一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不应被视为地理上的对立两极——仿佛城市是人造的社会产物，而自然则不属于人类建造之物。从这一视角看，水与城市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城市在其发展和活动的每一个层面都整合并使用着水。水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动，对于使城市摆脱疾病、肮脏与人类苦难发挥了关键作用；水既是自然元素，也是社会元素，并以同一形式流动。水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物质体验与城市化的抽象动态提供了联系。

如图所示，这种水文动态并不局限于现代城市：考古与历史证据表明，过去就存在复杂的水利工程项目。城市的布局影响了各种规模上的资源流动。无论是物理的还是经人类改造的水系统，总是在变化，总是有其特殊性，也表现出对城市化的多样化反应；因此，相同的城市化过程可能会对水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水系统本身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是小城市的废物产量，也会使当地水生系统的吸纳能力超负荷。此外，这一方面与第一层有着内在联系，其影响取决于水系统的物理特性。因此，应当研究和理解的，是建筑环境或人造水系统（这不仅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水系统物理特性的结果）与水生态系统在各种气候、景观、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所作出的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人造水系统反过来又在相互作用的永恒过程中改变了物理水系统。这些改造从根本上界定了城市发展那一结构性却可变的背景。城市化过程对水系统的影响，正是这一层的一个方面。"开放和多功能水系统"的概念促使人们对城市地点或城市及其与水相关的汇合处加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城市改变与其互动的水文景观的形式与程度，都会反映出技术传统与管理理念。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反映出特定社会中更为广泛的技术与文化模式。此外，没有哪个城市的水文景观是完全自然的或完全受控制的，因为城市发展以改变自然水文景观为前提。然而，从长远来看，所有水力结构都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这种变化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水世界总是在变化之中。

由于人类的改造，城市化进程对环绕的水系统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城市对当地气候的影响，城市本身也会影响降水模式。因此，现有的水系统不仅反映了自然与地理条件，也反映了社会以筑坝、排水、开渠、筑堤、蓄水、铺设管道或回收自然界中的水等形式来操控水的能力或决心。人类的改造改变了水在城市之中以及城市地下流动的方式、流向、去处以及如何流动。在改变水文景观、控制水资源的同时，城市人口与城市居住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开放和多功能水系统的第二层，涵盖了人类对其自然水文景观所作的种种改变。这些改变当然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必须作相应的研究。这些改造将涵盖一切，从城市最初建立时的溪流改道与河堤，到穿越山脉与沙漠的长距离隧道引水，再到以化学轰炸来改变天气。以色列人和中国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所成功做到的，便是一个例子。这一方法中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些改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自然水文景观的被动适应，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克服现有水系统局限性的努力。这自然而然地引出第三个层次：所有的改造都由人类完成，而人类的行为必然受到某些观念的影响和构建，这些观念必须是能够被重建和辨识的。

水系统的第三层：水的理念和管理概念

水系统的第三层涵盖文化、制度和概念层面，包括管理实践、关于水及水控制的"思维习惯"或理念、水的宗教或精神意义（其中包含有关纯净的观念），以及在不同城市环境中随时间发展起来的其他水观念。这一概念还涵盖水管理实践在所有城市地区的重要性与持久性，以及这些实践和思维习惯如何在数个世纪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行动者所处的物理与水文环境（第一层）和历史水控制环境（第二层）的影响。这一概念并未忽视水被自然或社会建构的方式。不同城市构想水的方式表明，意义既具有持久性又具有不稳定性，关于水及水控制的思维习惯既有连贯性又有碎片化的一面。它还把这种文化隐喻的产生置于水系统的背景之中。

在任何特定时刻，环绕城市、或构成城市基础设施与连接一部分的水系统，都并非必然或确定的。在实际水文景观的局限与可能性（第一层）以及可供改造的手段（第二层）的制约下，城市本可朝其他方向发展。人类的改造会因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而有所不同，但它们也必然反映出过去某些社区领导者的想法——这些人出于宗教或其他原因，想用他们所拥有的水做些什么。它们还会反映现代个体企业家的愿景，这些人可能一直在支持大多数人长期反对的大型水控制工程。人的因素——变革的推动者——不容忽视，而确保这一点的一种方式，就是不去谈论"物质结构"，而是谈论那些创造出任一时间点既有物质环境的物理结构与人造结构。关注水与城市的关系，绝不意味着把人类视为持续运作的能动自然界的媒介。24 这种关注并不意味着一种没有主体的历史，也不意味着一种与叙事和年代学相对立的历史，因为水也是一种话语和物质的建构，它无疑与社会权力的行使有关。不仅如此，它还是整个宗教与宇宙观的组成部分。

以莫蒂亚为例——这是一座面积为 45 公顷的小岛，位于西西里岛海岸以外 1 公里处。城市定居点围绕一座名为科通神庙的神圣建筑群而建，这座神庙建在一处淡水泉附近。这是一个地下水源，一个小湖自此自然涌出。神庙与城市同水的关系表明，水受到神圣权威的控制，很可能本身即被视为神圣之物。水神显然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核心。第一个腓尼基人定居点出现于公元前 8 世纪上半叶，从公元前 8 世纪末到公元前 4 世纪初，这里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印度的瓦拉纳西位于恒河沿岸，是印度教徒最神圣的朝圣地，被认为是世界上仍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朝圣者络绎不绝地到来，源于对恒河神的宗教观念，而这些关于水的宗教观念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影响最大。人们建造了河坛，在那里焚化亲人遗体，再将骨灰撒入河中，以求摆脱永恒的轮回，这从根本上塑造了城市的地形以及城市本身的文化建构。今天，河坛形成了一道长达 6 公里多的巨大而连续的河岸。它们在城市与河流之间创造出连续性，使特定的空间与宇宙观得以具体化。

宗教和宇宙观是某些城市最重要的结构性机制，但若从纯净转向不纯净——从神圣转向污染——那么卫生与污水处理观念的变化，一直是城市水利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1829 年，保罗·普赖在英国的一幅漫画展示了显微镜下可见的生物——一幅小动物在水中繁衍生息的图像——这是人们对水的理解发生变化的一部分，意义重大。他给漫画起的标题是："怪物汤，俗称泰晤士河水。"后来，当伦敦遭受霍乱疫情袭击时，人们认识到致病生物——细菌、蠕虫、病毒和真菌——是水传播疾病爆发的罪魁祸首，而正是支撑伦敦成长的水系统传播了它们。此后，城市管理的重点发生了转变。水资源管理如今变成了对城市健康的管理，这一理念对全球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许多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源于卫生条件的需要，而非出于增加供水量的需求。到十八世纪末，巴黎人口已超过 50 万，是伦敦的三倍。1850 年前后，巴黎人口突破 100 万。尤其是在 1832 年霍乱疫情之后，巴黎的下水道网络得到扩建，当年全市建有 78 处洗浴设施。巴黎是法国最重要的河港，河流污染严重。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台了第一批修复河流及其河岸的规划与政策，而实际项目则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付诸实施。河岸沿线的去工业化、“污染者付费”原则以及对卫生部门的大量投资（尤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使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在维也纳，卫生系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但只有最后一个阶段成为分水岭。第一阶段称为两栖卫生，自罗马时期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其卫生实践带有地方性，居民取用并利用自然水资源。第二阶段称为拼凑卫生，自 1800 年代延续至 19 世纪 60 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开始关注卫生问题，在全城特定地点提供及时的解决方案。第三阶段称为综合卫生，大约自 19 世纪 60 年代延续至 1910 年，卫生被积极纳入城市规划。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维也纳的水文景观也经历了重大工程改造，以适应城市新陈代谢的变化。

在另一些情形中，也有例子表明，既无需保障安全供水，也无需改善卫生条件，便引发了城市水利事业的发展。卑尔根是西半球降雨最多的城市，年平均降雨量为 2,250 毫米。然而，该市也曾多次遭遇水资源短缺，而水资源的普遍丰沛要求在供水与污水处理系统方面做出针对性的发展。与 19 世纪挪威首都奥斯陆相比，作为前首都的卑尔根已然落后，正是城市之间的国内竞争促使卑尔根发展其水利部门，而非出于抗击疾病以及对公共利益和健康的诉求。此外，供水的发展并未跟上污水处理的步伐。1865 年的新卫生法规禁止自制厕所，并迫使市民建造带水桶的户外厕所，理想情况下，如此可将废物用于农业。然而，由于卑尔根阴雨连绵的天气，粪便无法干燥，该计划遂告失败。直到 20 世纪初，修建厕所的设想才得以采纳并大规模实施。

城市供水系统发展的另一个缘由，在于城市所面临的另一类问题：火灾。1837 年，休斯顿还只是一座人口仅 1,500 人的城市，却迅速发展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如今拥有 200 多万人口。这座城市是地区与商业中心，通常被称为“世界能源之都”。这一切均归功于水利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却相当晚。第一个公共供水系统建于 19 世纪 70 年代，当时该市已发展为市中心。修建公共供水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消防需求。因此，水传播疾病与安全供水方面的公共卫生并非首要和主要的驱动力，但所有这些发展最终都是由政治决策所促成的。

因此，无论结果好坏，政策与管理实践对于城市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出于多种原因，缺水也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大马士革以水资源丰富而闻名，被誉为“城市新娘”、“世界脸颊上的美丽纹路”和“情人的折磨”，事实上，它被视为圣经中的伊甸园。这座城市坐落于巴拉达河畔的战略要地，处在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安纳托利亚的十字路口，使其成为经济、文化与宗教中心。如今，它却是一座以衰落、失控的城市化和严重缺水为特征的城市。所有这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数十年来疏于治理与政策失当的结果。高人口增长、污染、过度利用、水资源短缺、不可持续的地下水开采、技术能力与政治意愿的缺乏，以及执行水管理战略的能力有限，都导致了局势的恶化。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发展与水资源方面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四十年前，这个国家兼城市还饱受贫民窟、贫困和水传播疾病的困扰。从这一起点出发，新加坡已成长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鉴于当前可用水资源极少，先进的雨水收集技术将全部雨水尽数收集。经处理的废水用于饮用，所有的水都被回收再利用。因此，新加坡凭借走在发展可持续实践的前沿，克服了水资源短缺与不安全的问题。然而，新加坡仍需从马来西亚进口水。早在 1927 年，水进口便已开始，并引发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62 年双方签署了一项协议，为新加坡供水直至 2061 年，但马来西亚威胁称，倘若新加坡的政策损害马来西亚的利益，马来西亚将关闭水龙头。因此，水资源的可得性往往成为城市内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争论的根源。这一点也体现在水私有化所引发的冲突与挑战之中。菲律宾马尼拉大都市的供水与卫生服务于 1997 年实行私有化。此类过程中所涉及的特许合同，在灵活性与问责制之间划出了一条微妙的界线。在实践中，这是一种很难把握的平衡，监管机构的作用往往会扩展到意想不到的程度。这包括责任混乱、监管决策不一致以及机会主义式的选择和实施。

因此，水系统的第三层往往是决定城市水结构实际物理布局以及何人何时用水的关键因素。它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和改造自然水文景观（第一层），以达成不同的目的（第二层），譬如修建一条运河为城市供水（无论是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管道，还是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洛杉矶的渡槽）。水文景观（无水）设定了前提。运河和渡槽改变了水文景观，而这唯有在理念、管理计划、法律与法规构成开发这些水结构的实践之时方才成为可能。因此，最富成效的做法是，将这三个层次视为彼此最易相互阐明的分析范畴。所有城市都是这三个层次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层次都无法孤立地发挥作用。

结论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自然、人民与城市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破坏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从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将水以及开放、多功能的水系统这一概念用作分析方法，是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一种途径。城市——一处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的作家与研究者的景点——就其整体性与复杂性而言，实际上对于个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规划者）来说都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各种分析方法应被视为互补的，因为一种方法的优势往往正是另一种方法的劣势，反之亦然。关注水还应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其他流动而又彼此关联的发展与进程，例如技术、劳动力与人民的发展和进程，以及城市如何生成出城市的现实与景观。

从这一视角出发，水系统方法应当能够鼓励对城市发展展开更为宽广的研究——一种多维度、多学科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城市世界。从理论上说，强调水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人们应当学会不仅把城市空间视为文化、集体记忆与想象的储存库或工程关系，还应将其视为自然，并思考这些因素彼此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本书旨在总结一些已经开展的案例研究，并提供若干历史地理方面的例证，以说明应如何研究和理解水在城市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通过提出一种开放、包容且非还原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本书希望它也能激发并成为一项新的、更为宽广的城市研究议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关于水与城市化的研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