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社会系统视角探讨非洲的粮食生产

作者：特耶·特维特（Terje Tvedt）与特耶·厄斯蒂高（Terje Oestigaard）

粮食与「农业—水」变率及其关系

本卷将表明，粮食生产（总体而言）以及非洲的历史（具体而言），若不将其置于特定的水系统之中，便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从人类早期的演化史，到未来要养活90亿人口的全球性挑战，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复杂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然或人工灌溉土地上的剩余农业产出所创造的财富；而上个世纪那场革命性的人口增长，则归功于更高效的粮食生产——而这一点（在许多关于「绿色革命」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其前提又在于对水资源大幅增加且方式各异的利用。因此，为增加粮食生产而对水资源及水管理形成的未来压力，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如今，已很少有人再抱有1970年代初那种普遍的乐观——当时世界人口达到40亿，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宣称「十年之内不会再有孩子饿着肚子上床睡觉」。随着发展的持续推进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满足全世界对粮食、进而对水的需求，将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当然，贫困与粮食、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非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旧约·创世记》41章30—32节中，记载了那则著名的、源自法老时代埃及的故事：

埃及全地必有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起七个荒年，埃及地先前的一切丰收都要被忘记，饥荒必使这地耗竭。因那随后而来的饥荒甚大，先前的丰收在这地便无人记得了。

接连七个丰年之后又是七个荒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应作隐喻来理解：它凸显出，即便是农业生产中最富庶、最肥沃、能在丰年创造巨额财富的地区，一旦那赖以维生的雨水或一年一度的洪水失约或不足，又或在不利于耕作的时节降水过多，也可能陷入粮食不安全与饥荒。《创世记》中的这则故事，也应被视为当时人们关于水（尤其是尼罗河水文循环）之知识的一种表达。他们懂得水与粮食、生与死之间的关联，也知道尼罗河的水量从不固定，会周期性地剧烈变化并带来严重后果；只是在当时，他们尚无任何手段去掌控这些水。从长时段的视角看，这则《圣经》中的预言，可被视为对一种或可称之为「水不安全时代」的焦虑所作的注脚。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未来水文景观的不确定——是会有更多干旱还是更多洪涝，海平面是否会因冰川消融而上升——占据主导，并对粮食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据预测，世界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长到2030年的83亿、2050年的91亿，而粮食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60%。目前估计，尽管全球的粮食总量足以养活所有人，世界上仍约有8.6亿人处于饥饿之中。据测算，单就总量而言，到2050年的粮食将足以养活90亿人。在非洲，人口预计将从如今的约10亿增加到2050年的20亿。经济增长与个人财富的提升，使得饮食结构从以淀粉为主转向肉类和乳制品，而后者需要消耗更多的水。生产1公斤牛肉所需的水，可能是生产1公斤谷物的五倍。因此，不仅是人口增长，全球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也给用于粮食生产的水资源带来了更大压力。尽管如此，也有人断言：并不存在粮食危机，存在的只是公平而高效之分配的危机。我们将论证：这固然是一个分配与市场效率的问题，但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粮食生产不足，并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变量，因为全球各地在「农业—水」变率以及「粮食—水」系统上存在着极端的（且在未来仍属未知的）差异。

几乎没有哪个话题，像粮食生产体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样，被如此广泛、如此长久地讨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农业是文明的起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若没有剩余粮食生产，阶层分化的社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出现。全世界史前时期的整个年代序列，都是以农业为基础来划分的。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于尔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于1836年提出了「三期系统」，将过去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划分依据的是所用工具的原材料，而与不同的生计方式——狩猎采集抑或农耕——并无直接关联。1865年，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将石器时代进一步分为两类：较早的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和较晚的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特征，而农业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关于农业起源的争论中，至关重要的是动植物驯化的问题，以及它与利用非驯化物种、程度不一的定居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关注的重点既不是工具的原材料，也不是总体的生计方式，而是不同的粮食生产方法及其与「农业—水」变率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我们认为，农业史的重大分期可以建立在此类「农业—水」关系的转变与差异之上。

粮食生产是对自然与人工水文景观之地方与区域特征的一种适应。小麦与稻米、山羊与骆驼、鱼类与禽类——它们各自因对干旱和涝渍土壤的耐受程度、水的盐度高低、水流速度等而在不同的水文景观中繁盛。在许多地区，降水是粮食生产用水的最终来源；因此，水在地表景观及农田中流动方式的季节性变化——一年一度的降雨或洪水，何种类型的水在一年中的何时缺席或出现，雨养河流的流量过程线——构成了粮食生产的自然前提。半干旱地区或沙漠中的游牧社会，其结构不同于生活在湿地地区的农耕与渔业社群。这种差异极易观察，但与此同时，它也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而普遍的现象：水与社会在型塑粮食与农业生产时的交汇，究竟应如何加以把握？

尽管「农业—水」关系往往型塑着粮食生产体制，但不同的粮食系统也内在地交织于任何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前提，影响着人们种什么、如何收获，也影响着什么在文化上被接受为食物。过去的社会发展，并不仅仅关乎维持生计，或为交换、贸易而进行、从而供养精英阶层的剩余生产：生产方式本身以及所生产的食物种类，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轨迹。那些往往随时间不断被改造的特定水文景观，促成了某些特定农业活动、耕作制度、地块规模以及作物间互补关系的形成。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某些类型的社会与粮食生产系统。因此，所有长时段的农业史都可以在「农业—水」变率的视角下得到富有成效的分析，因为这些关系与相互联系从根本上一再地创造并重塑了农民作出选择、施展能动性的情境。

然而，水与粮食之间这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迄今尚未在历史的、比较的视角下得到深入探讨。本卷旨在为这一进程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为加深对水与粮食系统的理解，本卷聚焦于作为生计策略与经济过程的各种粮食生产形式——从个人层面，到国家组织，再到一国之内乃至跨越国界的分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为何聚焦非洲的粮食与水？

之所以选择非洲这片大陆作为本卷探讨水与粮食的焦点，有若干原因。不仅现代人类的演化史始于非洲，而且许多农业创新也是在非洲大陆上、在与更广阔世界的关联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水与粮食系统的许多最重要的普遍实践与过程，都可以在非洲得到研究：古往今来的狩猎者与采集者，从小规模到工业化规模的渔业，雨养农业与灌溉，游牧与畜牧，毁灭性的干旱与洪涝，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减缓，地方土地保有制度与殖民治理，独立以及对市场自由主义的适应，还有从单个家庭到国家乃至更广阔世界各层级之间的互动与依存。

尽管焦点在非洲，但这些案例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水—粮食关系同样具有意义。由于这片大陆及其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非洲具有特殊的当代意义。在1960年代初，非洲大体上还能实现粮食自给，但自那以后，粮食安全状况便有所下降——尽管各区域间存在差异。因此，本书致力于重建粮食生产史，并将其与水的变率、可得性及其管理联系起来，而这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方面，对水与粮食体制之间相互联系所作的历史分析，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若不采取历史的视角，不对地方与区域的水文景观以及不同的水—社会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便无法充分理解非洲当前及未来的粮食挑战。

因此，本卷将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审视非洲粮食生产的历史：从一万年前的狩猎采集者，到今日大规模的外国农业投资；从雨林到沙漠等一些最为极端、迥然相异的气候，以及介于这些极端之间形形色色的环境与水资源状况，包括湖间地区（Interlacustrine region）的诸大湖；从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到埃及的三角洲与地中海，从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到西部的摩洛哥。

对非洲的理解陷入了一个悖论：就自然资源而言，非洲是一片富饶的大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至今仍象征并体现着贫困与粮食不安全的大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仍在持续的饥饿面前面临巨大挑战，而饥饿在农村地区最为普遍。农民与小农约占非洲劳动力的65%，但在过去数十年里，农村地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家庭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农业的营生，如贸易、手工业、渔业、林业以及其他小规模活动。这些转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改变了粮食生产体制。

有人论证说，从理论上讲，非洲用于自身粮食生产的水与粮食绰绰有余，甚至有人宣称非洲有潜力养活世界其他地区。因此，非洲的水与粮食的历史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数千年来它饱受长期粮食不安全与气候变率之苦；另一方面，它也孕育了重大的农业文明，包括古埃及与努比亚文明，并曾向大陆之外输出粮食。正如本卷所揭示的，近几十年的粮食不安全并非新现象；纵观历史，从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历经各大文明、殖民时期，直至今日，粮食安全的程度始终参差不齐，而与此同时，非洲的水与土地也曾产出大量剩余与财富，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体制下使大量粮食得以输出到大陆之外。因此，在历史与比较的脉络中理解非洲的水与粮食，或可为我们带来新的洞见，去认识粮食系统从早期人类到当今全球化世界所面临挑战的演变历程。

水系统视角下的粮食

本卷呈现了若干来自非洲历史的案例研究，并提出了运用「水系统」方法分析粮食生产体制的方法论与理论论证。出于若干原因，这一术语应与「生态系统」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相区分。（A）对水的关注意味着，「生态系统」一词被界定得过于宽泛，因为生态系统几乎无所不包，以致在经验层面上几乎不可能去研究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所有生态系统都依赖水，所有农业社会都需要管理水，水便成为一切粮食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因素，同时无论是在动植物方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它在经验与分析上都更易于「追踪」。（C）水系统方法并不把整个社会世界或物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视为一个处于不同程度（被扭曲的）均衡状态的统一体。相反，它更关注水文景观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水文景观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悖论。（D）更具体地说，水系统方法触及了自然—文化二分法的核心，因为水并不会在「自然的」与「社会的」之间发生转换——它本就可以同时兼具二者；而通过明确并界定探究的领域、提出分析的视角，这一方法使得超越决定论与建构论的进路成为可能。作为一种鼓励对水文进行历史研究、鼓励水文史与水文考古学、并重视物质世界以及水系统之物理层面及其与社会和行动之关系的方法，它也有别于所有那些只关注社会层面或社会变量的系统理论。

水系统方法或可开辟理解这些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它由三个层次构成，而这三个层次应彼此关联地加以分析：

物理的与自然的水文景观；

对不同水系统的改造与适应；以及

特定地方关于水的文化的、工具性的与宗教的观念。

使用水系统的「第一」「第二」「第三」层次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任何按重要性或类别排序的等级；它们是彼此独立、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关联的层次。划分这些不同层次，意在指明一种分析性的方式，以便在承认水同时既是文化又是自然的前提下，分别处理并讨论复杂的自然—文化关系，而不致落入生态决定论或社会建构论的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本卷的所有章节都涵盖了这三个层次，只是在分析与实证的讨论中各有侧重。某些方面会针对水系统中各自的层次而被着重论述，但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所有章节其实都可以用来例示全部三个层次。因此，尽管这些层次在分析上、经验上和理论上彼此独立、各具特色，它们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却是相互整合的——这正是本卷将力图加以阐明的。

第一层次：物理的与自然的水文景观与粮食

这一方法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且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如此存在——尽管人类也可能显著地改变自然界（参见第二层次）。如今，气候变化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样一种前提：将自然视为深受人类影响，因而并非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一开始，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方面。第一，当气候科学家从南极冰层中采集可追溯数千年的深层冰芯样本时，这些样本所呈现的，是未受社会影响的自然与水文景观的写照。第二，尽管对此加以解释和理解，当然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类水体在我们理解它们之前从未存在。恰恰相反：正因其「未受影响」，它才成为既有助于理解气候、也有助于理解社会的相关数据。第三——从水系统的视角看，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关系到如何分析人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就我们今日所知，作为水文循环之组成部分而在地球上循环的水量，基本上是恒定的。这就是作为独立于人类之外在自然的水；气候变化或许会影响在何处、何时会有更多或更少的水——以降雨、洪水或冰川消融的形式出现——但在大气中循环、在地球上存在的水之总量始终不变。或者再举一例：人类可能污染、毒化一片原始湖泊，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使水「文化化」或「去自然化」——它依然是外在的自然与水，只是从人类的角度看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这水最终将逃脱人类的控制与影响，主要是因为太阳会蒸发水，而水随后又以洁净之水的形式回归。人类有可能对自然与水文景观（往往是剧烈地）施加影响，从而也影响着社会与水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会使作为自然的水成为已成过往之物。水文循环仍然是一项外在的物理事实，而水—社会循环——即水穿行于各个社会的方式——既影响着它，也受其影响。在这一层次上的分析，举例而言，可以致力于重建：在从沙漠到热带雨林等各异且不断变化的水文景观中，不同的粮食系统如何在历史的不同节点上催生了某些适应方式与技术创新。诸如「水带」（water zones）这样的概念，关注的正是水文景观的系统性差异与动植物群以及农业粮食体制之间的此类关系。

弗里乔夫·鲁登（Fridtjov Ruden）通过分析非洲巨型含水层（mega-aquifers）的作用与重要性，凸显了水作为外在自然的这些面向，同时也凸显了人类严重污染原始水体的能力。水外在于人类而存在，而这对于非洲的未来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潜力。据估计，在撒哈拉之下，约有全球5%的淡水蕴藏并储存于深层巨型含水层之中。其中一些深层水体的年龄可能超过100万年，早于人类的出现，并在最近被发现之前一直独立于人类而存在。整个非洲遍布着蕴含隐匿水体的大型含水层，而尚待发现的很可能还有许多。若能妥善开发、审慎利用，这些巨型含水层或可为长远保障非洲未来的用水需求作出重大贡献。然而，在许多这样的地质环境中，巨型含水层之上往往还存在大型石油储层，而石油开采所造成的污染，可能令这些原始水体永远遭到污染，引发规模空前的生态灾难。

以长时段的视角看待粮食生产，或以水文史与水文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粮食生产，便会清楚地表明：要紧的是，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而言，水之有无都是一种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当干旱袭击非洲大陆、那赖以维生的雨水迟迟不至时，这是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去应对的一种外在自然——无论它是自然年际降水变率的一部分，还是因人为气候变化而加剧。无论是由连年无雨所致，还是由无常而毁灭性的洪水所致，纵观历史，在适于耕作的恰当时节，用于粮食生产的水过多或过少，都关乎丰足抑或饥荒、生抑或死。物理的水世界，是人类生存与适应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水世界始终在变——或作为自然变化的一部分，或因气候变化与干旱而加剧——并在历史上一再地困扰着这片大陆。

马塞尔·鲁滕（Marcel Rutten）分析了马赛（Maasai）游牧民及其应对干旱的适应策略，尤其是2008—2009年肯尼亚的那场旱灾。据估计，一名马赛人若要靠牛奶与牛肉为生，约需人均拥有十头牛；而在2008年，这一比例为1∶5（即人均仅约五头牛），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增长。牛的数量取决于降雨，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也影响着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水文干旱与气象干旱是以降水量和可用水量来作科学界定的，而马赛人对干旱却有着由文化所界定的认知：他们将雨水的失约与饥饿联系在一起，因为牛会变瘦、产奶减少，食物的匮乏会给畜群与人都带来危机，继而是牲畜的灾难，最终导致死亡。在2008—2009年的旱灾中，多达90%的畜群遭受损失，尽管许多牛并非死于干旱本身，而是死于疾病。因此，干旱并不仅仅是水的缺失，而是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叠加的因素；这些因素催生出极端的适应策略——为寻找水与草料而进行大范围的迁徙——并对社会生活与福祉产生严重影响。

在邻国，特耶·厄斯蒂高（Terje Oestigaard）探讨了2011年东非的旱灾，那场旱灾影响了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南岸的苏库马（Sukuma）农耕者。这场旱灾波及多达1300万人，据估计坦桑尼亚有50万人受到影响。依赖于无常而难以预测的雨水，是一场赌博：农民承受不起在「种什么、何时种、在哪块地里种」上做出错误决定，然而他们仍不免如此。然而，一旦雨水失约，一切策略都将归于徒劳。游牧者好歹还有一条出路——无论这条路多么微薄、多么狭窄——即赶着牛群到别处去寻找水和食物，而农耕者却没有。正如一位农民所言，人无法搬动土地——农民只能守在他们土地所在之处，等待降雨。然而，农民和游牧者一样都需要钱来买食物，而在干旱时期，这改变着社会结构。既然他们无法搬动自己的土地，他们便可以让自己迁移。当钱成为关键时，外出务工便是一种选择；尽管市场经济给雨养农耕者带来了别样的限制，但纵然有种种苦难艰辛，这场当下的旱灾被认为比1980年代初的那几场更容易熬过去——在那时，即便手里有钱，也更难买到食物。

这两场旱灾在多大程度上因气候变化而恶化，尚有争议，但人们普遍预期，当前气候变化的挑战对非洲的冲击会甚于其他大陆。这必须从水的视角来理解，而这种未来脆弱性的加剧，是有其水文上的原因的。尽管水文波动始终存在，但这种年际间的变率与可得性在非洲更大、更难预测，而这在历史上催生出了极其强韧的韧性与风险管理策略。这一点可以通过降雨的变化来说明，不过并不仅仅体现在降雨毫米数的多寡上，因为雨季本身在不同大陆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例如，在亚洲部分地区，季风带来了比非洲大部分地区更为水量充沛的农业，从而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型塑了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那个独特条件，是即便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也存在巨大的农业生态变率：一个村庄可能雨量充足，而毗邻的村庄却不然，如此等等。鉴于「生态」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含着对「自然」的众多理解与诸多面向，我们宁愿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术语：农业—水变率。这一术语将注意力引向水在不同粮食生产体制中的作用；而以它作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作为某种方法论上的切入点，那更为宏观的农业生态变率或许会更易于重建与分析。

单从降水来看，从每年降雨量高达5000毫米的热带雨林，到撒哈拉沙漠中连年几乎滴雨不下的地区，非洲的农业—水变率是极端的。但非洲的农业—水变率并非一种梯度——并非降水量从雨林到沙漠递减、从5000毫米渐降到0毫米；倘若果真如此，其可预测性与可适应性本会相当直截了当。如果说关于降水的统计平均值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某一年的实际降雨几乎从不等于平均值——它多半会朝某个方向走向极端。换言之，几乎从来就没有「正常」的年份；无常而难以预测的降雨模式，反倒成了「常态」。此外，全年的降水总量未必总是最切题的衡量指标。若有两个雨季——长雨季与短雨季——那么对农耕者而言，根本上要紧的是：恰当数量的水在恰当的时间到来。尤其是雨养农业，对无常的降水模式极为脆弱。倘若雨水失约，或在不利于耕作季节的错误时节降水过多，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且，过于密集的降雨可能毁掉作物，因为作物也需要阳光；而那种完美的平衡——几天的大雨与小雨，继而阳光，再来一场恰到好处的好雨，如此往复——是无人能够预测、农民却赖以获得丰收的种种参数。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的，实际降雨也可能极具地方性，哪怕在很小的区域之内亦然。其结果是，不仅「种什么、何时种」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连「在村庄内的何处种」也是如此——这催生出了一套套「多地块」的做法，旨在预判并降低风险。在把非洲大多数粮食体制与诸如亚洲的发展及「绿色革命」相比较时，理解这种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农业—水变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至关重要。

对何种类型之水的依赖，也与特定时期的技术创新相关联，造就了各异的机遇与各异的社会发展；而在干旱环境中，临近绿洲与河流所提供的种种可能，不同于对那赖以维生之雨水的依赖。史前的生计与居住模式，与对不同水体的适应及其特定利用，呈现出强烈的相关性。

埃琳娜·A.A.·加尔切亚（Elena A.A. Garcea）从考古学的视角，分析了北非与西非半定居的采集者，时间上溯至一万年前。那是一个发生着巨大生态变迁的时代。在距今7400至8500年间的两个时期里，巨乍得湖（Lake Mega-Chad）的最大水面面积约达340,400平方公里。尽管如此，这些半定居的狩猎—捕鱼—采集者却生活在易旱地区，而沙漠中的采集者则沿着主要水体形成了以水生资源为基础的生计模式。将位于今日苏丹尼罗河沿岸、相距仅20公里的两处遗址，与撒哈拉中尼日尔泰内雷（Ténéré）沙漠里的一处遗址相比较，其聚落模式在适应方式上显示出明显差异——在干旱环境中，那形形色色的水体宛如「海中之岛」。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总在迁徙——他们确实如此——但在干旱环境中，其生计策略也更为复杂。对水资源的获取与临近，使得人们得以在领地经营和半定居聚落上投入更多——长期连续居住所形成的厚厚文化层即是明证——其中也包括了更为笨重的工具与器物，如不便携带的陶器和磨石。

路易丝·贝尔蒂尼（Louise Bertini）则从另一个视角——即古埃及的养猪实践——来探讨对变动不居之尼罗河的依赖与适应。到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之初，驯养动物已占动物遗存组合的50%以上。在古埃及，牛备受珍视，但聚落遗址中的猪骨遗存表明，猪是最常见的驯养动物之一。猪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并因其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免于征税。通过对猪牙齿之牙病缺陷的细致分析——因为牙齿的生长是不同程度之压力（包括环境压力）的一种指征——可以辨识出两种不同的养猪方式：自由放养式与常年圈养式。尤其就自由放养的猪而言，牙齿生长的差异，揭示出与尼罗河水位涨落（洪水偏高或偏低）所致生态变化相关的不同压力因素，这些变化影响着猪的生存环境与觅食范围。农业发展的程度固然可能决定养猪实践的规模，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每年实际的洪水——以及由此而来的猪及其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可以作为古埃及农业适应之脆弱性的一项指征；尽管洪水年年都会到来，其水位却高低不定。

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将使我们得以阐明：在研究各个社会的发展轨迹时，为何超越许多社会科学中固有的社会还原论至关重要。约翰·W.N.·坦佩尔霍夫（Johann W.N. Tempelhoff）以长时段的视角（公元200—1850年），分析了南部非洲在水、迁徙与定居方面的历史。在19世纪后期，移民开始意识到水的短缺，并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这片次大陆正处在走向死亡、逐渐「干涸」的过程之中。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坦佩尔霍夫揭示了变动不居的可用水量何以是土地价值的关键所在，并展示了水如何既为社会发展创造机遇、又施加限制。由此清晰呈现的，是在各个社会中人们以非还原论的方式适应那不断变化之水世界的种种途径——从狩猎采集者的迁徙模式，到大津巴布韦文明，皆是如此。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关于社会随水而兴衰的叙事。恰恰相反，它讲述的是可用水量如何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智慧由此造就了富有韧性与抵抗力的种种过程，而某些结构与社会的崩溃，又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催生出新的发展形态。

从另一个视角，安德鲁·奥格尔维（Andrew Ogilvie）、让-夏尔·克拉内（Jean Charles Clanet）、乔治·塞尔庞蒂耶（Georges Serpantié）与雅克·勒莫阿尔（Jacques Lemoalle）分析了整个20世纪尼日尔河流域的水与农业。纵观这一世纪，干旱始终是一个程度不一、反复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水量充沛的南部地区，过于湿润的气候又制造出别样的麻烦，比如侵袭牲畜的采采蝇。天气波动的无规律性以及对年度降雨的依赖，型塑了人们的生计与养畜方式。萨赫勒半沙漠草原上的游牧牧人，一方面要兼顾畜群对水和食物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付出体力去寻找何处有水和草料；而农耕者则力图通过作物的多样化来降低脆弱性。但是，当连续数年雨水失约时，其后果便是严重的饥荒，如1972—1973年和1983—1984年的萨赫勒饥荒。然而，雨水的失约反倒可能——至少在初期——令河流中产生更多的径流，这看似自相矛盾。自197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与地表覆被的变化（包括森林退化）降低了土壤的持水能力，其结果是：尽管降雨减少，萨赫勒部分集水区的径流反而增加了。

作为最后一个例子，拉斐尔·齐曼加（Raphael Tshimanga）分析了刚果雨林中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在热带气候中，雨林一般被界定为年降水量超过1600毫米的区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雨林中终年水量充沛，齐曼加却表明，即便在雨林之中也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并影响着人类的适应。这些季节里降雨分布不均——相对而言，甚至还存在旱季——型塑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与生计模式。适宜且为人们所偏好的、用以猎取某些类型猎物的季节，取决于雨水。在其他季节，采集则是占主导地位的生计方式；而生态上的地方性差异，即便在雨林这样多雨的地区，也造就了特定的机遇与限制。

本卷已指出了非洲大陆降水模式在年与年之间的一些极端变化，它既影响着河流泛滥的年际波动，也影响着同一地点一年之内不同季节的状况。本卷还展示了那真实的、自然而物理的水世界中某些极端的变率与难以预测的变化，以及它如何影响着乡村生活。在从沙漠到热带雨林等各异且不断变化的水文景观中，不同的粮食系统在历史的不同节点上催生了某些适应方式与技术创新。我们认为，诸如「水带」这样的术语，将有助于分析粮食体制的种种模式，以及各「水带」之内特定的农业—水变率——同时始终承认，这些适应性的创新与发展，也是特定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水带」的变化与波动模式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这一术语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在水的视角下分析粮食的第二个层次：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

第二层次：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与粮食生产

就粮食生产而言，人类对特定水文景观的改造——从最微小到最宏大的干预——都至关重要；但无论在非洲还是别处，分析这些干预如何为物理水文景观的结构属性所框定、所影响，都极为重要。在今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90%的农业是雨养的；尽管雨水自天而降，水文景观却仍须经过密集的改造，方能确保丰收。这种对季节性降雨的唯一依赖，使得为求丰收而对田地作最充分的准备成为必需——从翻耕土壤，到整个生长季对田地的悉心照管。对单一的、有时变率极高的水源的依赖，可能要求对田地与水文景观作更为密集、更为彻底的改造，因为丰收与歉收之间的那道界限——它取决于变化无常的雨水——无异于在悬崖边上保持平衡。

为大面积农业而改造水文景观的最常见形式，便是灌溉。马修·V.·本德（Matthew V. Bender）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上查加（Chagga）农民的传统灌溉系统。这一灌溉系统曾被早期殖民者赞誉为本土智慧的结晶，但自1920年代起，它却被视为浪费水的，甚至被认为加剧了平原地区的缺水。到20世纪之交，约有8万人生活在这座山上；尽管此山以顶峰的冰盖而闻名，缺水与无常的雨量波动却很普遍，而那以沟渠为基础的灌溉系统，正是对水之难测本性的一种精妙适应。殖民者对这一灌溉系统看法的转变，缘于若干因素：发生了数次持续的旱灾，美国的「黑色风暴」（Dust Bowl，1930—1936年）令人担忧这座山会变得更加干旱，人口增长给资源带来了更大压力，而在用水问题上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英国移民曾力图改造乞力马扎罗山的水利体制，而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延续了这一政策。但这种农业实践的韧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存续；而其在今日的衰落，主要源于土地短缺、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山外的就业机会，而非源于集中化的政策。

尽管非洲全部可行的灌溉潜力中，得到充分开发的只占有限的一部分，人们却普遍认为灌溉可能的扩展空间是有限的。然而，对各种统计数据应审慎看待，因为在大面积集雨技术、传统灌溉与全规模的工业化工程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在全球范围内，约有20%的耕地是灌溉地，这些土地生产了全世界40%的粮食。与雨养农业不同，灌溉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坝。在1945年至1990年间，非洲为灌溉与发电之用建造了1000余座大型水坝——即坝高至少15米、或库容达3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水坝。其中许多水坝纯粹是为水力发电而建；而在那些属于多用途水坝的情形中，围绕着应将多少水用于发电（工业）、多少用于农业（灌溉）、又应在一年中的何时使用，往往存在着张力与国内的内部争论，这直接影响着整体的农业生产。

皮埃尔·莫朗（Pierre Morand）、法莫里·西纳巴（Famory Sinaba）与阿瓦-尼昂·法尔（Awa-Niang Fall）研究了尼日尔河内三角洲传统的渔民、牧人与稻农社群，以及主要因近来修建水坝而导致的洪水减弱所带来的后果。在该三角洲，存在着所谓的「社会—生态系统」：不同的族群各自专精于不同的食物产品——奶、鱼与稻米。牧人、渔民与农民之间的这一系统虽不平等，却使得在同一生态系统中利用不同资源的各群体之间得以合作与交换。所有这些生产系统都依赖于每年的洪水，而上游的若干水坝建设削弱了这场洪水。据估计，洪峰期间水位每下降1厘米，便意味着约65平方公里的淹没面积之损失。目前，现有的水坝已造成1200至2850平方公里淹没面积的损失，而随着新水坝的建成，预计这一损失将增至3500至6500平方公里之间。因此，渔民、牧人与农民都因洪水的减少而以不同方式受到不利影响；尽管水坝带来了水力发电与灌溉，但这恰恰凸显出一个事实：大型水利工程无论好坏，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后果。

毛里茨·W.·埃尔森（Maurits W. Ertsen）探讨了法国在西非的殖民灌溉规划与工程，并展示了这些工程从早期的构想与规划、直到今日其继承者所处的全球脉络及其影响。自19世纪初起，法国的殖民行政官员受其在湄公河流域之经验的启发，在塞内加尔开发灌溉工程。基于在塞内加尔取得的成果，法国人确信，在马里境内尼日尔河的中央三角洲，可以开发出规模更大的工程。法国的工程师曾考察并借鉴了英属印度、以及后来苏丹的杰济拉（Gezira）灌溉工程，意图把尼日尔河变成一条「法兰西的尼罗河」。这些灌溉工程虽不及其英国同类那般成功，但其目的不仅在于法国为出口经济作物而进行的殖民剥削，也在于满足殖民地的粮食需求，并充当法属西非的粮仓。独立之后——包括1980年代起伴随发展援助方与市场自由主义而来的那一时期——这些殖民工程的总体结构得以延续，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05年起，这些昔日的殖民灌溉工程被分配给本国与国际投资者，成为被称为当前「土地掠夺」或「土地征购」浪潮的一部分。

转向另一片法国殖民区域，布罗克·卡特勒（Brock Cutler）研究了现代马格里布的城乡关系。正如在非洲许多地方与区域所常见的，水之有无不仅关乎水文参数与降雨模式，也实实在在地取决于地面上的人造工程——它们是某些明确政策的一部分，无论这些政策是否出自殖民。此外，水、粮食与资源常常被从农村地区调往城市地区。通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历史实例，卡特勒表明，最切题的问题未必总是水的总量，而是谁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来控制并调配水。自法国殖民时期以降，水一直被引向城市地区，而即便在城市之中，也只优待城镇的某些区段，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及农业的用水需求却被边缘化。在20世纪，这一做法在现代化的框架下被进一步推行；其中的难题在于：尽管农业一直是最大的用水者，它所养活的人口却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爆炸式的城市增长又要求更多的水。

这指向了一个事实：水始终在被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或以水的形式，或以粮食的形式。尽管罐子、陶器以及今日的塑料瓶与便携水桶（jerry cans）常被视为简单的工具，但它们在水与粮食的分析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小农农业主要是女性的领域，而挑水通常完全是女性的活计。此外，家庭中的备餐与烹饪，传统上也是女性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性别关系牵涉于各个层面，也指向了农业与粮食生产的结果：食物及食物的消费，乃至食物的再分配与长距离运输——无论这些交换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还是仅仅为换取现金而出口。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运输食物的各种手段与技术，也必须被纳入水系统方法的这第二个层次之中。食物可能由人顶在头上步行运送，也可能经由长途运输——驮在骆驼背上、装在沿主要水路航行的船上、或装上现代的卡车乃至飞机——把农村腹地的偏远地方与全球世界连接起来。

尽管一谈到农业生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粮食，但纵观历史，水与土地也为其他类型的收获——非粮食物品——提供了资源；倘若水与土地资源有限，这些收获有时便会与粮食生产相竞争。这便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水与土地有何用途，以及粮食系统如何成为依赖于同一资源的其他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殖民时期的种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棉花生产——这类农业实践一直延续至今。花卉的栽培，是另一种高度耗水的实践。格塞塞·德西（Gessesse Dessie）聚焦于一种鲜被讨论的农业生产类型，即将水与土地用于（生产）毒品。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恰特草（khat，又称阿拉伯茶）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在小农当中，恰特草的种植约占其平均土地持有量的20%，是迄今为止利润最丰厚的经济作物，也跻身最重要的五大创汇来源之列。恰特草的种植高度耗水；以恰特草取代粮食，一方面意味着热量产出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从而可能保障粮食的购买。因此，以毒品取代粮食，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提高单个家庭的粮食安全。

在埃塞俄比亚，面向国际市场的恰特草种植是埃塞俄比亚小农的一种家庭层面的策略；而在非洲大陆，近来还有另一种大规模发生的进程，它被冠以「土地掠夺」之名，或以更中性的说法称作「土地征购」。这些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国，尽管与之并行的本国投资也在日益增多。阿塔基尔特·贝耶内（Atakilte Beyene）与埃米尔·桑德斯特伦（Emil Sandström）概述了近来非洲的土地与水征购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尽管媒体与学术文献中的估算各不相同，但一项深入的调查显示，实际数字很可能远低于此前的报道，而在2007至2014年间，非洲的土地交易约涉及2000万公顷。此外，意向中的交易与实际运作的交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他们的讨论中，二人聚焦于水的问题。作为土地交易一部分而种植的作物大多是耗水的，但近来已逐渐转向更加注重粮食生产，而非例如生物燃料作物的种植。大规模投资往往需要灌溉以保障投资者的利润；尽管这些交易大多并不透明，水的问题却是外国（及本国）土地征购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这又常常因土地法律的变更而被推波助澜。

经济利润的动机，是近来诸多农业发展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本国与国际的行为者投资于非洲的水与土地，以便向大陆内外出口粮食与经济作物。尽管粮食一向被整合进再分配、交换与买卖的领域，农产品却日益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商品而被交易，进而对非洲水与土地的投资产生影响。这些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抑或危及了非洲的粮食安全，仍是一个持续的争论；但越来越多最肥沃的农业土地，正被用于种植供出口外国的经济作物，而非用以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农业所用之水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流出非洲。

因此，分析粮食生产体制与水之关系的第二个层次，由人类对自然水文景观的改造以及对不断变化之水世界的适应所构成。这既包括依赖雨养农业之地区对田地的整备与翻耕，也上达为大规模灌溉工程供水的巨型水坝。它还包括从小小的陶罐与鱼钩，到大型工业化渔船、机械化耕作与施肥工程，以及大陆内外的种种运输方式。这一切实践与器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联着那真实的物理水文景观，以及人们在所有时代改造其真实水世界、并适应于它的种种方式；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由观念与法律所建构、所支配的社会与政治脉络之中。

第三层次：关于水与粮食生产的观念与管理概念

显然，一切人类活动与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社会、文化、政治与宗教的范畴。水系统方法的第三个分析层次，所探讨的是与水相关的种种实践得以发生的社会与人文脉络。用锄头翻耕土壤，是大多数小农共有的一种实践，它既是对水如何流经并穿过田地的一种适应与改造；但在需要降雨之时向神灵祈雨，同样属于可在这一分析视角下加以研究的广泛实践之列。这些社会实践，或许嵌入于数百年之久的传统与信仰体系，或许嵌入于现代的概念框架。那赖以维生的雨水，曾与祖先和求雨仪式紧密相连，曾被视为基督教上帝或安拉所赐的珍贵礼物；而雨水的缺席，则曾被看作神灵（或祖先）对社群中罪行的惩罚，或被看作人为气候变化的结果。种什么、从而需要何种水管理——是供家庭食用的粮食，还是供出售的经济作物——这样的选择，也取决于种种因素：个人的口味与偏好，进入市场的渠道，经济上的压力（例如有多少孩子在上学），聘礼，以及大家庭中的种种社会义务，如此等等。

传统农耕还受到法律以及土地与水之管护的规约。土地保有，是管理与使用土地的习惯性做法，也是土地如何世代相传、或在家庭、村庄乃至更大范围之内与之间被共享的方式。从国家的角度看，土地保有制度未必是正式化的；而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国家才是一切土地的最终所有者。然而，习惯性的做法界定着使用权，而这些使用权往往嵌入于大家庭中的其他社会关系之内。获得土地与自然资源至关重要，但在许多习惯制度中，引入自由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未必适用，而数百年之久的传统规约着谁能取得何种类型的水与土地。

无论何种情形，在人类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背后，关于在何处、何时、由谁来种植什么，乃至于尤为重要的——应由谁在哪些区域、于何时充当消费者——这样的种种决定，都深深嵌入于文化、社会、政治、法律与宗教的领域之中。这些并非粮食生产所处的晚近条件或脉络，因为纵观历史，一切粮食生产的过程，都深深植根于规约着社会与政治组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法律结构，并为之所型塑。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或可从不同的视角来例示这类历史性的结构与过程。

凯瑟琳·布卢安（Katherine Blouin）探讨了一种普遍持有的看法，即尼罗河三角洲在古代与罗马时期是一座粮仓。与尼罗河谷的9900平方公里相比，该三角洲的面积约为26,000平方公里。与上埃及较为干燥的环境相比，三角洲潮湿的环境使得书写的莎草纸文书较为稀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史料存世，它们表明：当地高度发达的水管理实践，与一套由国家组织、监管并整合税收、仓储和运输设施的系统结合在了一起。农业用地被划分为三类：谷物耕地（粮田）；葡萄园与园圃；以及牧场——它们无不与当地的生态、以及尼罗河每年淹没这些地区的方式相关联。谷物种植是主要的农作，占可耕地的90%以上；而那些不甚适于谷物种植的地区，则被密集地用于其他作物与畜牧。这种大范围的集约化与多样化的结合，印证了三角洲在古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支持了它不仅是该地区、也是罗马帝国之「粮仓」这一说法。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分析了近代早期奥斯曼时期尼罗河与粮食出口的作用。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之后，埃及便成了整个奥斯曼帝国主要的粮食供应来源与粮仓。奥斯曼人对控制并维护埃及的灌溉系统有着特殊的兴趣，并从中获利。埃及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为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权力之筋骨注入力量的能量，使其得以掌控摩洛哥、叙利亚、也门等各个行省。埃及谷物的首要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其后便是麦加与麦地那。每年在麦加举行的朝圣与节庆——朝觐（hajj）——的食物供给得到了保障，而埃及正是其主要的供应者。这一至关重要的宗教朝圣对帝国的现实意义，从一个事实中可见一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最受信任的官员之一，去监管在埃及进行的相关事务与运输。因此，尼罗河水与埃及肥沃的田地提升了奥斯曼人的粮食安全，使帝国得以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掌控广袤的疆域。

政治与权力关系在粮食生产中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托比亚斯·哈勒（Tobias Haller）探讨了制度与权力关系在非洲洪泛平原的水治理与粮食韧性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洪泛平原与湿地往往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殖民时期它们未曾受到当地社群的管理。地方性的制度规约并控制着：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谁能为何种目的使用何种类型的资源——例如饮用、捕鱼、放牧、野生动物、林业与灌溉。今天我们或许会称之为一种可持续的用水方式；但其目的原本只是保障生计、降低风险——尽管其结果确实被证明是可持续的。因此，与哈丁（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相反，公共池塘资源并未被耗竭。然而，随着殖民国家、以及后来独立国家对这些资源的集中控制，这些资源的归属与所有权被从当地人手中剥离，他们再也无法延续那为众人福祉而保护并保全其公共资源的习惯性做法。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与哈丁的论点相似的局面：人们开始表现得仿佛水和资源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自由取用的；而鉴于对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地方传统与制度的弱化，人们开始尽其所能地攫取利益，且最好是抢在所有人之前。

从另一个视角，托尔·A.·本雅明森（Tor A. Benjaminsen）分析了马里境内尼日尔河「拐弯」地带沿岸的土地利用动态。这片地区历史上一直人烟稀少，以畜牧业为主。人们普遍认为，萨赫勒地区因当地资源的过度使用而日益荒漠化；然而看来，这种波动性的变化与年度降雨的关系，要比与牲畜数量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另一种假说——即萨赫勒「人口过剩」——相反，本雅明森认为该地区人口不足，而农业生产所面临的某些挑战、乃至由此引发的其他冲突，正源于此。这对马尔萨斯（Malthus）的论点构成了挑战，因为该地区没有足够的人口来从事集约农业，从而支持了博塞拉普（Boserup）的论点：人口增长是农业发展与改良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地区，游牧者不情愿地把农耕作为一种生计来接受，因为农耕被视为风险太大、收入太少。然而，当土地长期处于开放、空置的状态时，其他定居群体便迁入并开始耕种这片土地，待游牧者归来时，便引发了冲突。

政治与法律还以其他方式牵涉其中，既带来生态上的影响，也关乎粮食安全。耶珀·科尔丁（Jeppe Kolding）、保罗·范·兹维滕（Paul van Zwieten）与凯特拉特洛吉莱·莫塞佩莱（Ketlhatlogile Mosepele）从一个显而易见、却仍常被忽视或宣传不足的事实出发：鱼即是食物，尤其是内陆鱼类在饮食中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在非洲，一如别处，渔业一直受到规约，目的在于保护小鱼免遭过度捕捞，其依据是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小鱼被捕走，可能危及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假设受到了来自新的理论与经验进路的挑战。尽管大多数渔民会主张他们的渔获在减少，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渔民变多了，而非鱼变少了；与此同时，渔获总量却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鉴于大鱼的渔获看似减少，渔民便缩小网眼，转而捕捞更小的鱼，即所谓「向下捕捞」。这通常被解读为过度捕捞与危机的征兆，但实情或许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健康生态系统的标志。在营养金字塔中，大鱼远在动物界的捕食者之上，而最大的生物量生产则发生在底层。因此，着眼于小鱼，不仅可能——与当前由法律所强制推行的政策相反——造就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还能提供一种尚未开发的、可获得更多食物的资源。

像维多利亚湖这样的大湖，纵观历史显然一直对捕鱼至关重要，但生计实践仍受到其他实践与信仰体系的型塑。安德鲁·里德（Andrew Reid）分析了香蕉在今日乌干达布干达（Buganda）王国中的重要性。布干达地处世界第二大湖维多利亚湖之滨，水不仅在其生计中、也在其宇宙观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这座湖被称为「纳卢巴莱」（Nalubaale），意为「卢巴莱之母的居所」；而「卢巴莱」（lubaale）大约意指神灵，甚至祖先。里德展示了陆地上的雨养农耕与对湖泊的适应之间复杂的动态与关系。全年的降雨模式为香蕉种植创造了最佳的条件。香蕉虽然营养丰富，却缺乏蛋白质，因而鱼在饮食中至关重要。据传统所言，香蕉与神灵金图（Kintu）、即布干达的创世者，或与塞塞群岛（Ssese Islands）相关联。纵观布干达的历史，王权与宗教权力始终是争夺的对象。所有干达（Ganda）神龛中，约有75%位于维多利亚湖中的塞塞群岛，而最重要的神灵与祖先都与水相关。因此，食物——尤其是香蕉——与不同水体的宗教与精神领域错综交织，而其中又尤以雨水和湖泊为重。

从另一个、且属当代的视角，杰西卡·坎潘杰-菲里（Jessica Kampanje-Phiri）与迪恩·坎潘杰-菲里（Dean Kampanje-Phiri）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便在危机与干旱之时，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或仅仅是具有热量价值的物质。在马拉维的切瓦人（Chewa）当中，白玉米在社群里具有特殊的社会与象征价值，尽管就传统意义而言这种作物并非本土作物。白玉米象征着崇高的地位与财富，而深色玉米则与贫穷和低微的身份相联系。在2001至2006年的饥荒危机期间，援助方提供了廉价且受补贴的美国玉米作为粮食援助。然而，这种玉米并非白色品种，而是有色品种。这一粮食援助不仅被认为与切瓦人的文化与宇宙观结构相抵触，甚至有人声称它闻起来像「泥土」。外国的援助人员对粮食援助即便在危机时刻也不被视为合宜的食物感到苦恼；而这同时也对「粮食安全」的含义构成了挑战，因为在今天为人所接受的定义中，它被表述为包含「为积极健康的生活而有的食物偏好」。食物与社会生活及宇宙观生活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不仅是人类生命与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与宗教之根基的一部分，而在许多情形下，这些观念比对单纯热量的需求更为强烈、更为普遍。

食物不仅是为了生存而吃的东西，更是广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点甚至可以在追溯至非洲驯化之最初源头的考古材料中得到印证。兰迪·霍兰（Randi Håland）分析了尼罗河沿岸可上溯至一万年前的早期水生遗址。驯化与定居，都与不同的粮食系统密切相关。埃及的饮食与以面包及炉烤为基础的近东饮食相关，而南苏丹的饮食则类似于以粥／啤酒及煮制技术为基础的非洲稀树草原饮食。在南部地区，人们并不以谷物制作面包，而是把水生资源与野生谷物煮成炖食，或酿成啤酒；这不仅因为缩短了幼儿从母乳过渡到固体食物时那个脆弱的婴儿阶段而使人口得以增长，同时也是一个很可能由女性主导的社会过程，从而对其他有关社会等级的理论构成了挑战。此外，在一个居住着语言各异之不同群体的地区，从事畜牧、讲库希特语的人群似乎相对于食鱼的尼罗—撒哈拉语族人群，发展出了一种鱼类禁忌。因此，从最早的时代起，对食物的文化与宗教观念，便一直是这些粮食系统得以演化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一种非还原论的方法铺路

无论研究的对象是雨林中的狩猎采集者、半干旱环境中的雨养农耕者，还是基于市场自由主义的巨型水坝与灌溉工程，水系统方法都开启了种种可能：去把水与粮食的关系作为文化、同时也作为自然来加以分析，去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如何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为粮食生产与各异的社会发展创造出可能与限制。我们认为，对粮食生产及粮食生产体制的研究，将得益于一种水系统的视角。

通过把各种发挥作用的、各具特色的过程区分开来，同时又展示出物理的、管理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诸方面如何在不同层次、不同脉络中彼此关联、相互联系，环境决定论与社会还原论便都可以得以规避。在某一具体的研究中，这三个层次并不具有同等的解释力与重要性。必须认识到一点很重要：这一方法是开放的，它允许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层次，正如本卷许多章节所做的那样。

本卷表明，非洲的历史与粮食生产，若不将相关实践置于这片大陆特定的水系统之中，便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尽管本卷从未打算为非洲当前及未来的粮食不安全开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且正如本卷所示，鉴于极其多样的生态与各具历史特殊性的适应方式，永远不可能有一套适用于一切的模板），历史研究却的确能为我们带来洞见，去认识那些过去行之有效、如今依然有效的过程与实践。尽管非洲这片大陆在数千年间于粮食安全方面屡遭挑战，但纵有种种艰辛与苦难，她也曾繁荣兴盛，并以非凡的方式应对了种种极端的局面。正如本卷许多章节所例示的，建基于数百年传统的知识与经验，造就了一种高度有效、且能很好适应于时空中极端、季节性而多变之生态条件与水资源状况的结构。对这些富有韧性的结构所施加的迅疾而剧烈的干预与变革——无论其是否出自殖民——都对社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情形下从根本上提升了地方与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另一些情形下则不然。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的脉络中，水一直、并将继续处于社会组织与发展的核心。因此，本卷各章呈现了一部不同的非洲历史：它展示出，在高度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水世界中，水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贯穿于各个社会的兴起与韧性、乃至衰落与挑战之中。由此清晰可见：尽管现实中的农业—水变率这一因素，对不同粮食生产体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地点的物理水世界，都创造出种种可能与限制，而这些可能与限制经由人类的智慧，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乡村与粮食适应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